陇东第一个红色政权
陇东第一个红色政权
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挽救革命，在西北地区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兵运工作，在此基础上创建了南梁游击队，开创了陇东地区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新局面。“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陇东的诞生标志着西北地区产生了正式的红军部队，从此“工农武装割据”的序幕被揭开。1932年3月，陕甘红军游击队在正宁县寺村塬创建了陇东第一个红色政权——寺村塬革命委员会，从而使陇东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因此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创立是陕甘边乃至西北地区红色政权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后来陕甘边苏区红色政权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一、陇东红色政权建立的社会历史环境
（一）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
陇东即甘肃东部地区，西接宁夏的固原、海原，北邻陕西的定边、吴旗和宁夏的盐池，东连陕西的保安（今志丹）、鄜县（今富县）、旬邑，南与陕西的长武、彬县接壤。这里地域宽广、沟壑纵横，子午岭贯穿南北.地形十分复杂。
陇东地处我国西北黄土高原腹地的偏僻地区，是一个农 业为主、农牧结合的区域，在旧中国漫长的历史中，陇东人民世世代代在这块贫穷的土地上繁衍生息。这里山大沟深，交通阻塞，资源缺乏，文化科技不发达，工商业经济凋蔽，农业生产单一，技术落后，加上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人民生活十分艰难。如遇风调雨顺，百姓尚可勉强度日，如遇各种灾年，父老乡亲只有在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的困境中度过，长期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
大革命时期，陇东地区由于远离大革命的中心区域，几乎没有受到大革命风暴的洗礼，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也未受到革命急风骤雨的冲击，因此这里的封建地主阶级丝毫未受打击，占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富农仍然霸占着绝大部分的土 地和生产资料，而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却没有或很少 占有土地和生产资料。当时，庆阳、华池一带的绝大部分土地都被李子良、韩少文等“八大家”所霸占。仅李子良一家，就占地达七万多亩，牲畜一千多头，一百余华里的悦乐川几乎尽被他家所占。从庆阳到定边沿途几百里地的农民大都是他家的佃户，每年仅收租就达4000—5000石。在土地高度兼并的条件下，农民只有靠租种地主的土地来维持生计，他们往往要将收获物一半以上作为地租交给地主。遇到荒年，地租颗粒不减，遇上丰年，地租还要增多。
地主阶级在用地租这种手段残酷榨取农民血汗的同时，还用苛捐杂税、高利贷等多种野蛮的剥削方式对农民进行巧 取豪夺。贫苦农民平常生活就非常艰难，如遇天灾人祸，就更难以度日，不得不向地主借债，但地主给农民借债时的条件却十分苟刻，他们往往以一块银元月息三分来计算，有的地主甚至以“大加一”（即一块银元月息十分）来计算，并以债户的土地、房屋当作抵押品，过期如不能偿还，抵押的土地、房屋就归地主所有。许多农民就是这样被逼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除此而外，当时封建军阀的官府还征收各种苛捐杂税。苛捐杂税的名目多如牛毛，什么“白地税”“屠宰税”“军费”“壮丁费”“维持费”“鞋袜费”“犒尝〔赏〕费”等等，名目繁多，不计其数。更有甚者，官吏拷打了百姓，百姓还要缴纳“手棍费”。当时在陇东一带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鬼门关里几道坎，一道更比一道难；官府打人常有理，百姓挨打还出钱。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南京政府虽然在形式上取得了全 的统一，但各地军阀之间的混战却愈演愈烈。当吋的陇东也 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为大小各派军阀势力所盘据，其中势力较大的有谭世麟、陈珪璋、孙蔚如、杨子恒等多股军阀武装。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各霸一方，操纵陇东地区的地方政权，互相争权夺利，进行争夺地盘的军阀混战，给陇东人民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
1927年，赵文华、陈珪璋在南梁一带聚众为匪，在驿马关大败谭世麟军阀部队。不久，赵文华、陈珪璋将所部组成“甘肃义军混成团”，由赵文华任团长。谭世麟由于其内部分化，丧失元气，谨守西峰。1928年，谭世麟派副官携带金银珠宝赴陕西，贿赂宋哲元。宋哲元委任谭世麟为陇东清乡剿匪司令、陇东民团军司令等职。1929年2月，赵文华部进攻合水县城，未克，赵文华被炸死，陈珪璋继任团长。5月，陈率部围正宁山河城40余日，勒索城内居民银元数千元、大烟土数千两。7月24 日，破宁县城，入城大肆掠夺。8月在环县抢劫。9月破镇原县城，抢劫三日，绑肉票200余人。1930年，陈珪璋乘蒋、冯、阎中原大战之机，扩充势力。2月，陈珪璋驻兵西峰，谭世麟被迫退守庆阳。3月，蒋介石任命陈珪璋为讨逆军司令。6月6 日，陈珪璋进驻平凉，杀死陇东行政区行政长兼绥靖司令杨承基，自称陇东绥靖司令、甘肃讨逆军第一路军司令。11月8日，陈珪璋率部进攻庆阳，围城半月后攻破庆阳，谭世麟缒城而逃，投靠张廷芝部。1931年7月，国民党潼关行营改编陈珪璋部为新编第十三师，任命陈为师长。8月27日，陈珪璋被任命为甘肃陆军整编第一师师长。至此，陇东大部分地区成为陈珪璋的地盘。
1931年11月，国民党潼关行营主任杨虎城派其参谋长 兼十七师师长孙蔚如入甘肃，驻防平凉的陈珪璋率部随行。12 月，孙、陈各部进驻兰州。蒋介石看到杨虎城在甘肃势力逐渐强大，便对陈珪璋进行拉拢，以达到分化陕军力量，控制甘肃的目的。由此，孙蔚如与陈珪璋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1932年 2月，孙蔚如、杨子恒诱杀陈珪璋于兰州，驻兰州的陈部被缴械，驻守陇东的陈部也被陕军击溃，陈部残余力量退至镇原、庆阳一带。3月，杨子恒任陇东绥靖司令部司令，收编陈珪璋残部及海固游杂部队。4月，蒋介石以“军民分治”为由，遏制陕军势力，派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1933年，又令嫡系中央军第1师师长胡宗南率部入甘肃。1934年，蒋军嫡系61师361团驻防西峰。自此，蒋介石的势力也进入了陇东。
在军阀混战、社会混乱不堪之际，陇东各地土匪也蜂涌而起，为害愈烈。当时，陇东一带的土匪很多，危害最大的有陶玉山、陈珪璋（后为军阀）、赵文华、邵三纲、傅明玉、李恒泰、姬长庆、徐国祯、徐永南等数十股土匪武装。他们有的到处打家劫舍、拦路抢劫、敲诈勒索、残害百姓；有的坐地分赃、放赌抽头、诈取财物……匪患的严重存在，使陇东人民的生活更为悲惨。
1928年至1929年前后，陇东地区持续大旱，夏秋无收， 饥馑严重，饿殍遍野。百姓靠食树皮、树叶、野菜、野草、草根等充饥。这些东西吃光以后，就以“观音土”填腹，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景。成千上万的穷苦农民卖儿鬻女，四处流散，逃荒要饭的人群处处皆是，无数灾民露死荒野，无人掩埋。西峰街头巷尾，到处都挤满了乞讨的灾民。南门外挖了一个万人坑，日埋死尸数十具，饿狗争食，老鸹乱舞，其状悲惨，令人不忍目睹。
大饥荒的年代，国民党军阀官吏对陇东人民的疾苦丝毫 也不关心，他们对陇东人民的压榨毫厘不减，照旧摊派粮款， 任意勒索。谭世麟不但鲸吞了甘肃省府拨来的赈灾款，而且还以清乡灭匪为名，对百姓敲诈勒索。西峰一个商人从定边购回数十驮洋布，被谭全部没收。谭世麟听说一个叫韩官儿的人经商，手里有钱，于是就诬陷韩官儿藏有手枪，把韩打得死去活来，诈去银元千元。1929年在饥荒十分严重之时，平凉镇守使陈毓耀派人到西峰，把县长及商人们都叫来，当面扔下50副镣铐，言每家缴麦100石。如此情形，不胜枚举。
沉重的封建地租和高利贷盘剥，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大小军阀的连年混战，土匪武装的横行霸道，连年的严重灾害，使陇东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已经走投无路，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
（二）陇东红色政权创立的主客观条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够最长久、最具历 史意义地在陇东地区存在并发展，使中国革命在面临绝境的 形势下，有一块生存和发展的立足之处，使中共中央和全国红军能够顺利赢得战略大转移的伟大胜利，这是因为陇东地区具有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得天独厚的主客观条件，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成功地利用了这些有利的条件，因而不但创立了红色政权，而且为全国革命提供了一个大本营。
首先，陇东地处陕、甘、宁三省交界处，这里山大林密，地形复杂，开展游击战争有回旋的余地。
陇东地区距陕、甘、宁三省的省会中心城市都比较远，距西安约380公里，距银川约300公里，距兰州约500公里，因而它相对地远离反笮命的统治中心，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比较薄弱。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虽然经过与其他军阀的激烈争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反动统治，然而这种统治在很长时期还只是一种间接的，即通过当地军阀来实现其统治，因而蒋介石的势力在陇东地区长期比较薄弱。为了扩充势力，蒋介石嫡系势力和地方势力，地方势力和地方势力在陇东地区不断地进行着军阀混战。“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②]陕甘边界的陇东红色政权的存在及所进行的红色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
陇东地区的地理条件也十分有利于红色政权的创立和发展。这里地处陕、甘、宁交界处，地广人稀，桥山山脉子午岭林区横贯其间，山大沟深、梢林遍布，交通阻塞，回旋余地很大，极利于游击活动，我党在这里建立红色政权和红色武装，进可直逼关中，退可扼守山林，对开展游击战争十分有利。
其次，陇东地区阶级矛盾尖锐，人民在封建地主和军阀的压榨下痛苦不堪，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易于发动起来参加革命斗争，因此，这里有创建红色政权的群众基础。
陇东人民具有反抗封建地主阶级和反动军阀、官府的残 酷压迫的光荣传统。1929年陇东连续大旱，农民无收。庆阳、 合水、正宁等县广大贫苦农民纷纷组织“镢头队”“口袋队”，外出“吃大户”，进行抗粮、抗款、抗捐的斗争。8月间，国民党正宁县政府强迫农民缴纳粮款，激起全县农民自发形成了抗粮抗捐的斗争，约4000多农民包围正宁县城，向县政府“交农”示威。1930年国民党正宁县政府任意向农民摊粮派款，群众拒不交纳，反动政府从平凉调来一团军队进行血腥镇压，农民立即组织起10000多人的队伍进行了坚决斗争。1931年国民党宁县政府派警察到平子镇索粮催款，任意欺压百姓，群众忍无可忍，呼啸而起，杀了警察，夺了枪支，并趁势包围了宁县县城。虽然陇东农民自发的反抗斗争都在反动军阀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但它为中国共产党后来在陇东地区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战争，建立红色政权，进行“工农武装割据”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和群众基础。
再次，陇东地区中共党组织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 的活动，为红色政权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经验教训。
陇东地区在大革命初期没有中共党组织的活动。但是大 革命失败后，陇东地区就开始建有中国共产党组织。1927年 冬，在中共甘肃特别支部被敌破坏后，原中共甘肃特支组织部长王孝锡，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在宁县太昌建立了中共宁县支部执行委员会。不久，又成立了中共太昌区临时委员会，辖宁县、泾河川、长武三个支部，共有党员29名。中共宁县支部和太昌临时区委领导了驱逐宁县县长索呈祥及太昌小学校长杨藩昌的群众斗争，参与领导了旬邑农民起义，并计划组织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由于缺乏斗争经验，革命斗争尚未深入到整个陇东地区，即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党的组织被破坏，王孝锡被捕，于1928年12月30日英勇就义。我党在陇东地区领导的革命斗争虽然遭到了严重挫折，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敌人，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陇东地区的影响，为以后的创建红色政权的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王孝锡等革命先烈在陇东初期斗争的失败还给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提供了必要的经验教训，它说明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要在陇东地区进行革命斗争就必须以红色武装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武装，以红色政权打击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以土地革命发动最广大人民彻底铲除封建统治的基础——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因此，中共宁县支部和太昌临时区委的初期斗争虽然遭到了挫折，但是它却为中国共产党后来在陇东领导的红色政权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陇东地区除了具有上述有利于红色政权创建的条件之 外，也存在着一些不利因素。其一是陇东地区未曾经过大革命风暴的冲击，这里直至红色政权创建前一直未曾有过如同南方各省那样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因此，这里属于“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 [③]而这类地方一般来讲是不容易最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红色政权的；[④]其二是陇东地区缺乏创造红军的良好条件。毛泽东指出：“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⑤]正因为如此，正式的红军的创建对红色政权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陇东地区在这方面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从理论上来讲，工农红军“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份来”。[⑥]从实践上来讲，除陕甘边以外，南方各省如海陆丰、湘鄂赣、鄂豫皖等苏区的红军在创建时均有受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成份，这些成份是创造红军的基础。而陕甘边和陇东地区则不曾有过这种优势，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受过大革命影响的国民革命军。这种情况规定了陕甘边区工农红军创建的长期性和艰苦性，并造成了红色政权面临的异常困难的条件。其三是陇东地区远离中央苏区，得不到中央及时正确的指示，以至于党中央长征到达哈达铺后，才得知这里的红色政权存在的消息。上述这些情况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陇东红色政权创建是极其不易的，它是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艰辛探索、大胆实践的结晶。
二、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开辟和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大革命失败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在西北地区先后领导了清涧、渭华、旬邑等地的起义，但这些暴动都遭到了失败。在屡遭挫折的情况下，刘志丹、谢子长总结了西北地区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逐渐认识到要胜利地开展武装斗争，就必须深入山地农村，建立红色政权，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战争。那么到哪里去建立红色政权，开展游击战争呢？刘志丹、谢子长感到在陕甘边的子午岭一带地形非常合适。这里山大沟深，遍地梢林，交通阻塞，有利于红色武装的依托和隐藏；这里地处陕甘边界，反动统治势力薄弱，易于创建红色政权；这里群众生活非常贫苦，阶级矛盾尖锐，人民自发斗争此起彼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易于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他们经常讲，连土匪搞几支枪就能在这里占山为王，弄得军阀无可奈何，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不可以在这一带闹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呢？于是，刘志丹、谢子长就把建立红色政权，开展土地革命的重点放在了陕甘边地区。
确定陕甘边地区为创建红色政权的中心地区以后，摆在 刘志丹、谢子长面前的紧迫问题是，如何建立革命武装来确保红色政权的创建和发展？由于陕甘边乃至西北地区缺乏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因此，陕甘边地区工农红军的创建不可能采用其他南方苏区工农红军创建的方式。在如何创建红军问题上，他们在当时并没有一个现成答案，为此他们进行了长期的探索。从1929年起，刘志丹、谢子长先后打入军阀部队，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兵运工作。1930年10月，刘志丹利用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营长的名义，发动“太白起义”，消灭谭世麟第二十四营，这次起义打响了共产党人在陇东地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陕甘边革命武装斗争的序幕。1931年9月，刘志丹在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对杨培盛、赵连璧、贾生财的三支农民武装进行了整编，史称“倒水湾整编”。这次整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陇东地区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创立。10月，南梁游击队在林锦庙与转战而来的陕北游击支队会师。1932 年1月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在正宁县柴桥子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同盟军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仲远任参谋长，全军约700余人。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塬的细嘴子村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约200多人，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仲远任参谋长。陕甘红军游击队成立后，立即在三嘉塬一带以各种形式向贫苦农民宣传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铲除封建剥削，摧毁封建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办事的军队的革命道理，加之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与群众打成一片，这就使长期遭受兵匪残害和封建地主豪绅压迫的陇东人民对红军产生了良好的印象。许多青年农民纷纷参加了陕甘红军游击队，农民群众用民歌的形式表达了他们对红军的热爱和对红色政权的向往：“中华民国二十年，红军起首三嘉塬。谢浩如[⑦]，刘志丹，打土豪，分田产，一心给穷人把事办。”
1932年3月18日晨，陕甘红军游击队在陕西境内转战 一个月后又回到正宁县的柴桥子村。
此时，正值陕军十七师孙蔚如部与甘军新编十三师陈珪璋部在陇东展开大规模混战之际。陈珪璋部溃散后，其残部在陇东各地索粮派款，横征暴敛。仅正宁一地驻扎的陈部残余百余人就向四方摊派粮款达十万元。正宁四乡农民为抗粮抗捐纷纷组织民团。如湫头塬就有上五社、中五社、九八社组成的三个民团。一日，国民党正宁县府催款官员在湫头一带催款，被农民赶走，反动县府即扬言要血洗南塬。就在这危急关头，陕甘红军游击队的回师吹散了压在百姓心头的阴云，他们当即派人与陕甘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陕甘红军游击队立即作出决定：就地组织农民，配合红军攻打山河城，建立红色政权，开辟革命根据地。3月19日，陕甘游击队奔袭国民党正宁县府所在地山河镇，但因夜间行军，向导迷路，错过了预定时间，第一次进攻山河镇的战斗遂告失败。
第一次进攻山河镇的战斗失败后，陕甘红军游击队于19 日晚撤至西坡四圪塔，在这里召开了队委会，重新讨论了行动计划。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会议作出如下决定：第一，到南塬开展游击战争，打击豪绅地主的破坏；第二，组织发动群众，将群众自编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第三，立即实现陕甘红军游击队的纲领；第四，准备再次攻打山河镇；第五，创建陕甘边第一个革命委员会,建立革命根据地。3月20日，陕甘边红军游击队来到山河镇以南的寺村塬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农民协会、赤卫军及少年儿童先锋队、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红军到处张贴革命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向广大贫告农民宣传革命道理。谢子长等人还亲自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做群众工作，寺村塬一带出现了高涨的革命形势。
经过多方面的发动和准备，创立红色政权的条件巳经具 备，1932年3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和陕甘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的领导下，东起五顷塬，西至上南坡头的数十个村庄的贫雇农积极分子五六百人在新庄子召开农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寺村塬革命委员会，选举李杰夫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张进元、唐桂荣任副主席。在此前，寺村塬赤卫军总指挥部也宣告成立，杜兴邦任总指挥，巩世信、张进选任副总指挥。
寺村塬革命委员会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非常鲜明的工农劳动阶级的特征，体现了红色政权的本质特性。
第一，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体现了红色政权的 特点。在筹备革命委员会时，党对红色政权领导成员的成份及表现、能力情况从严要求，严格审查。据当时担任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文书工作的李志合回忆：
“过了不长时间，就筹备成立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当时 寻主席费了大事，那时对成份提得严得很，把上下塬的贫苦人大都摸遍了，要找一个最穷的人。结果摸到了车家沟的张进元。这人的确穷得很。弟兄、父子常年给人拉常〔长〕工，一家光棍，可怜得很。可是这人胆子大，嘴头能说，大小场合他不怯，因此就摸准了他。另一个是西城的唐桂荣，他是个中农，他非常老实。”[⑧]
从李志合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和陕甘红军游击队对寺村塬革命委员会领导骨干的选拔，是按红色政权的基本要求进行的：其一，推选的人必须是苦大仇深的贫雇农，以保证红色政权的阶级性；其二，推选的人必须对革命事业忠心不渝，忠诚老实，对工作有较高的热情；其三.推选的人必须有一定的工作能力。这样寺村塬红色政权的领导人选就完全合乎了我党的土地革命战争的基本要求。
第二，寺材塬革命委员会的产生方式体现了红色政权的 特色。寺村塬红色政权的建立不是党和陕甘红军游击队包办 的，而是及时召开有五六百名农民代表参加的大会，由我党 提出候选人，然后全体农民代表表决通过，这样就保证了寺村塬红色政权的合法性和群众性，体现了红色政权来自人民群众，听从人民群众的意愿，并服从人民群众的民主特色。陇东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在选举方式上这种新作法，使人民群众耳目一新，并使人民心中有了民主的意识。
第三，寺村塬革命委员会领导群众对封建地主势力进行 坚决的打击，体现了红色政权的专政威力。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率领群众摧毁封建势力，打击封建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活动。3月下旬，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在苟仁寺召开公审豪绅赵元亨和巩德功的群众大会，陕甘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和广大劳动群众都参加了大会，人数达到1000余人，庙院里挤满了人，会场四周都插上陕甘游击队和赤卫军红旗，会场气氛严肃。会上宣布了赵元亨和巩德功的罪恶，并立即处决了这两个毒辣阴险的封建豪绅，广大群众拍手称快。
为了使寺村塬游击根据地进一步扩大，4月13日，革命 委员会配合陕甘红军游击队进行了第二次攻打山河镇的战 斗，据当时参加战斗的李志合和崔平元回忆：“这次去的人很多，游击队、赤卫军，还有群众，大约上千人哩！这条塬上至南邑，下至西城周围赤卫军都参加了。所来的赤卫军及群众，手拿土枪、杆子、农具等。”[⑨]“四月十三日，游击队和赤卫军千余人，围攻山河城两天，不得手，部队撤离山河，驻西坡，等待战机，赤卫军返回寺村塬。十六日早晨，增援山河的庆阳敌驻军刘明发带一营人马直奔西坡，至西坡寻我军交战，敌伤亡三四十人，我军乘胜追击，残敌入山河城。”[⑩]这次战斗，红军、赤卫军由于缺乏攻城经验和装备，虽然未攻克山河镇，但红色政权所动员的强大人力和物力，使国民党反动派心惊胆战。
第四，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初步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体现了红色政权的根本纲领。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陕甘红军游击队的指导配合下，进一步发动群众.领导赤卫军和广大群众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为中心内容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斗争。红色政权先后没收了西城村土豪刘喜坤，于家庄豪绅赵元亨，琴宅豪绅赵秉义的粮食和牛羊、牲畜，分配给当地的贫苦农民。同时陕甘红军游击队骑兵队还到永和、彬县的永乐、北极和旬邑的底庙等村镇抓捕土豪劣绅，没收其财物。红色政权还在五顷塬一带没收了地主豪绅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但由于此刻陕甘边的土地革命尚处起始阶段，经验不足，农民群众的发动工作做得不够充分，加之“是在一个地广人稀的区域里，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情绪是不高的”。[11]
4月下旬，正当寺村塬革命委员会领导游击根据地群众 开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斗争之际，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 到旬邑，巡视陕甘红军游击队的工作，他以“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罪名，撤去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派谢子长到甘肃靖远王子元部搞兵运工作，并命令陕甘红军游击队撤离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到旬邑马家堡集结。在这里，杜衡将陕甘红军游击队总指挥撤销，把陕甘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三、五两个支队分散活动。此时，刘志丹又回到陕甘红军游击队。5月上旬，敌人开始对红军和红色政权进行“围剿”。5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为了统一指挥陕甘红军游击队，决定恢复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在刘志丹指挥下，部队在外线转战鄜县、洛川、中部、宜君等县，至5月底，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这时，陕西省委又命令陕甘红军游击队东进韩城，在平原建立根据地，结果遭敌“围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
在陕甘红军游击队转战外线后，寺村塬革命委员会这个 新生的红色政权仍然依靠赤卫军和群众在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坚持内线斗争，特别在发动群众、组织村会和建立赤卫军小组方面作出了很大成绩。但由于没有陕甘红军游击队这个坚强支柱的依托。因此游击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
6月底，刘志丹带领部队重新回到陇东，这时1000多人 的陕甘红军游击队仅剩200余人。由于韩城失败，当时部队思想混乱，领导者之间在行动方向上发生了严重分歧，为此，陕甘红军游击队在宁县麻子掌和梁掌堡连续召开了队党委会议。通过争论，最后梁掌堡会议克服了“南北分家”的错误倾向，采纳了刘志丹同志提出的以桥山一带的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为依托，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寻找机会向南向北发展的观点，作出了坚持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决定，因此，梁掌堡会议对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和陕甘红军游击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梁掌堡会议以后,陕甘红军游击队在宁县盘克塬得到西 华池兵变[12]（部队）的补充，扩大到500余人，此后，陕甘红军游击队 开赴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湫头、南邑一带休整。在红色政权和游击根据地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下，陕甘红军游击队逐渐恢复了战斗力。
7月下旬，李艮受陕西省委之命，来到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巡视。中共陕西省委交给李艮的任务是“为了实现游击战争，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历史任务.彻底转变陕甘新苏区的机会主义领导”的问题。任务本身就反映了中共陕西省委对陕甘边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红色政权和陕甘红军游击队党委的不信任，表现了省委脱离实际的“左”倾领导。根据这样的命令，李艮不顾敌军重兵“围剿”的严重形势，在正宁县的南邑连续召开六七天的干部会议,“彻底转变陕甘新苏区的机会主义领导”，空谈创造“新苏区和二十六军”问题，批判所谓“反革命阴谋”问题，并限定二十天在五顷塬分配完土地。
正当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红色政权的主要干部和陕甘红军游击队连续开会和突击分配土地的时候，国民党反动军队已乘机进占了从湫头到寺村塬同围的村庄要道，切断了两地的交通，加固了王郎坡寨子，从容地完成了“围剿”游击根据地的军事部署。到了这时，李艮才意识到敌情的严重程度。因此，他命令红军和赤卫军迎击敌军。但是在保卫根据地的红色政权的战斗中，他又强调军事上的硬攻死守，结果红军游击队连续打了三个败仗。8月19日，红军游击队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被迫退出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寺村塬革命委员会这个陇东第一个红色政权遂被敌人摧残。
寺村塬革命委员会被敌摧残后，地主豪绅纷纷反水，他们大肆进行反攻倒算活动。国民党反动派也对游击根据地的人民群众进行疯狂的镇压和勒索。“剿赤捐”“剿赤军队支应 费”等等苛捐杂税十分繁重。参加过革命斗争的贫苦农民，不少被抄家，财产被没收，许多人被抓走。当时被抄家的农民仅职田镇就有二三十户，清水塬十余户，寺村塬就更多。寺村塬游击根据地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和寺村塬游击根据地虽然只存在了 5 个月就失败了，但是它们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它们在陇东人民的心中播下了红色政权的火种，同时为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界建立巩固的红色政权积累了经验教训，它们在陇东红色政权史和陇东解放区史上写下了悲壮的第一页。
三、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历史地位
1932年3月下旬—8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甘肃正宁寺村塬、湫头塬、五顷塬、三嘉塬及宁县盘克塬和陕西旬邑县一部分地区建立了陕甘边第一个红色政权—— 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和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从而揭开了我党在陕甘边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的序幕，使陕甘边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武装斗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对于这一事实及其评价，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史的研究中意见基本是一致的，但对寺村塬革命委员会这个红色政权是否发挥了作用的问题上，在研究和探讨中还存在两种较大的意见分歧。一种观点认为，1932年3月下旬，陕甘红军游击队在正宁寺村塬宣布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不久便撤走了，由于失去了革命武装力量的支柱，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未能起到根据地红色政权的作用，因此寺村塬一带不能算作革命根据地，仍属白色区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是我党在陕甘边开辟的第一个根据地中建立的红色政权，在其存在的时期发挥了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应有的作用。我们认为，正宁寺村塬游击根据地既不属于白色区域，又与后来建立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同，在这样一个游击根据地建立的红色政权必然既不同于我党在白色区域里建立的地下组织，又不同于后来在南梁地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它只是我党为创建陕甘边红色政权而进行的最初尝试，是向巩固的红色政权迈出的第一步。
首先，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是在陕甘红军游击队党委的精 心计划和周密组织下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因而它开创了陇 东红色政权的先河。
陕甘红军游击队成立后，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曾经确定了以陕西渭北为重点的预定方针，为此即南下挺进陕西 境内开展游击战争，执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任务。3月中旬， 陕甘红军游击队在陕西渭北转战月余后，仍未实现创建苏区 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回师陇东。
由于此时的陇东，国民党陕甘军阀为争夺地盘展开激烈 的混战，陇东人民遭到空前的浩劫。国民党军阀不顾人民的死活，横征暴敛，变本加利地向陇东各地索粮派款。因此,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陇东人民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了抗粮抗款的斗争。而国民党反动派多次催款失败后，扬言要对人民进行报复屠杀。正当自发的农民斗争处在危急的关头，陕甘红军游击队的回师吹散了压在农民心头的愁云。根据陇东出现的革命高涨的形势，陕甘红军游击队队委会及时地改变了原定出击陕西旬邑的计划，决定留在陇东，就地发动和组织农民攻打正宁山河城，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
第一次攻打山河镇失利后，陕甘红军游击队退到西坡，队委会重新讨论了行动方针。经过周密研究，队委会制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和五项任务，其中在南塬一带成立革命委员会，创建陕甘边红色政权，开辟革命根据地就是一项重要内容。
由此可见，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是陕甘边党和红军游击队 有组织、有计划创造的，并不是宣布革命委员会后就撤走了[13]。它组建了赤卫军，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它与白色区域是根本不同的。习仲勋早在1943年1月就曾经明确指出：“1932年，革命运动继续高涨，3月间新正一区即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织了地方赤卫军和少先队，在五顷源一带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给贫苦农民。”[14]因此，正宁寺村堀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是我党在创建陕甘边红色政权斗争中的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尝试。
其次，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使陕甘红军游击队有了后方依托，促进了陕甘边游击战争的开展。
寺村塬根据地建立后，陕甘红军游击队按原定计划发起 第二次攻打山河城的战斗。革命委员会积极组织根据地群众 为部队送水送饭，支援前线，赤卫军还配合行动，协同作战。在第二次攻打山河城战斗失利后，陕甘游击队仍退回寺村塬一带休整。此后国民党军阀为扑灭陕甘边燃烧起来的革命烈火，向陕甘红军游击队和陕甘边红色政权发动“围剿”。刘志丹指挥红军转战外线，经九次苦战，至5月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正当陕甘边“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初步形成之际，以杜衡为书记的陕西省委却认为，陕甘红军游击队在山区建立红色政权和根据地是“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指责刘志丹、谢子长等是“逃跑主义”“梢山主义”，命令红军撤离寺村塬根据地，东进韩城，结果使部队遭敌重兵“围剿”，受到严重损失，不得不重返陇东寺村塬游击根据地。7月下旬，李艮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使陕甘红军游击队和寺村塬红色政权工作受到很大干扰，8月下旬，寺村塬游击革命根据地也丧失殆尽。由于失去了后方政权的依托，红军游击队接连失利，损失严重，只好退往子午岭的平定川、豹子川一带荒无人烟的地区。此时正值严冬季节到来，部队给养困难，伤病员无法安排，战士衣单被薄，部队吃粮难以解决，伤寒病在部队流行，战士情绪低落，思想混乱，陕甘边革命处在危急之中。
上述正反两方面的史实充分说明，在寺村塬游击根据地 存在的近半年时间中，陕甘红军游击队因有后方红色政权的 依托，而显得如鱼得水，进退自如，有利时则打出外线开展游击活动，失利时则回师后方休整，即使遭受严重挫折，也因有后方政权和群众的掩护而有回旋余地，并得以休整和补充，因而促进了游击战争的开展。与此相反，当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丧失，革命委员会被敌摧残后，陕甘红军游击队则失去了后方依托，得不到充分的休整和补充，处处被动，处境险恶。因此我们应该正确地评价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中的作用和贡献，而不能简单地说它没有起过一点根据地的作用。[15]
再次，由于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处在向革命根据地转变阶 段，因此寺村塬革命委员会与后来创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的红色政权相比较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是陕甘边党和红军游击队为创建陕甘边红色政权而进行的第一次重大尝试，虽然它在陕甘边游击战争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与后来的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政权相比较，尚存在较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不论是同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来比较，还是同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来比较，都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一是由于红军力量相当弱小，寺村塬革命委员会还只是一个带游击性质的红色政权，而无法形成如同后来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政权那样稳定的工作机构和正常的工作程序。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和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16]但当时陕甘红军游击队建立不久，其人数经常有300人左右（西华池起义后，部队一度扩大到500余人），且正处在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初次尝试中，这种条件决定了陕甘边寺村塬根据地的不稳固性和红色政权的不稳固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只能是“游击”性质的红色政权。其二，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所辖的区域也不稳固。由于陕甘红军游击队建立仅一个多月时间，红军部队力量弱小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猖獗，以及斗争环境的严酷性,迫使红军部队经常处在高度的游击作战之中。受这种条件的限制，红色政权所辖的区域也处在经常的变动和不稳定之中，暂时还无法形成如同后来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所具有的中心区域。在当时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所辖的寺村塬、湫头塬、五顷塬、三嘉塬及宁县盘克塬和陕西旬邑县一部分地区当中，无法分清哪里是中心区域，哪里是边缘区域，红色政权常常转移其活动的范围，有时以这里为中心，有时以那里为依托，使整个寺村塬革命根据地带上了浓厚的“游击”色彩。其三，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红色政权组织不健全。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政权组织尤其是基层政权组织不完备，据当时担任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文书的李志合回忆：“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住西洼张进友家，张进元和唐桂荣也住在这里，每晚还有五六个赤卫队员拿着矛杆子站岗。张和唐分任正副主席，但他们都不识字。当时我已完小毕业在家没事干，张和我是邻居，他就把我叫去给他看上面来的条子，晚上写标语等等，实际上是给办文书工作。我去后一直和他在一起，这个革命委员会只有正副主席，再没有什么下设的组织。”[17]此外，地方赤卫军也不够稳固，农会，贫农团等群众,组织也没有广泛建立起来，未能有效地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游击根据地政权的点。其四，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开展的土地革命不够深入。红色政权的“游击”特色、根据地的不稳固性和缺乏基层政权建设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土地革命的开展。虽然陕甘红军游击队建立后，即在发出的布告中明确提出了分配地主豪绅土地给贫苦农民的纲领，[18]但是还没有制定出具体的措施，因而分配地主豪绅土地的纲领也未能很好地得到贯彻实施。李艮来到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后，推行“左”倾错误，不顾客观条件，强令在五顷塬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干部和战士，必须在二十天内将分配土地的工作完成，由于农民的思想觉悟未能提高，加之当时是在一个地广人稀的区域里，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情绪是不高的，也就不能组织和发动农民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支援革命战争，以保卫红色政权和根据地。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是我党在陇东和陕甘边地区创建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它为后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建设积累了经验并奠定了基础。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学术界对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名称争论较多。有的把这个革命委员会称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有的把它称为正宁革命委员会。我们认为这两种名称均容易与后来我党在陕甘边地区创建的红色政权的名称相混淆，无法体现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特色和这个红色政权建立的地域特色。至于那种“游击队一成立就以‘陕甘’或‘西北’相标榜并以建立这一区域的根据地为己任的，因此她建立的革命政权也必然以此命名”[19]的观点也是立不住脚的，因为如果我们以奋斗任务来确定红色政权的名称的话，“井冈山的红色政权”也就必然改成“中国红色政权”，“南梁政府”就必须称为“西北革命政府”，而这样做只会造成党史上各种概念的混乱，所以，我们认为使用陕甘边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概念比较确切。
（李仲立、曲涛：《陇东老区政权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
[①]对于这个“革命委员会”的名称，目前尚存争议。一说为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一说为正宁县革命委员会。为了避免在概念上与后来创立的红色政权的名称相混淆，我们采用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提法。
[②]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 日），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49页。
[③]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见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49页。
[④]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见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49页。
[⑤]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1928年10月5日），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50页。
[⑧] 《李志含谈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第204页。
[⑨] 《李志合谈游击队第二次攻打山河城》：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第206页。
[⑩] 《崔平元谈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塬的革命斗争》：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第202页。
[11]习仲勋《关中党史简述》（1943年1月9日）：见《中国共产党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第10页。
[12]西华池兵变：指1932年经谢子长部署，在刘志丹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指导配合下，由共产党人高鹏飞、曹胜勇等直接领导，在合水县西华池成功地进行了一次起义，瓦解甘肃军阀王子元、石英秀部两个连的兵力，给西北军阀以沉重的打击，壮大充实了陕甘红军游击队，影响甚大。
[13]《刘景范关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谈话》：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第197页。
[16]毛泽东《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49页。
[17] 《李志合谈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 (陇东部分）》，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公室编，第205页。
[18]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布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二年）：见《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边区（陇东部分）》，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公室编，第80页。
[19]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办公室编，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