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甘肃正宁县寺村塬（亦称南塬，包括寺村塬、湫头塬、五顷塬、三嘉塬、宁县盘克塬一部等村镇，方圆百余华里）,建立了陕甘边第一个红色政权——正宁寺村源革命委员会，从而揭开了我党在陕甘边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序幕，使陕甘边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武装斗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于这一史实及评价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的研究中意见是一致的，但对于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1932年3 月下旬至8月下旬近半年的时间里，在寺村塬一带是否创建了根据地的问题上，在研究和探讨中还存在着两种较大的意见分歧。一种观点认为，1932年3月下旬，陕甘红军游击队在正宁寺村塬宣布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不久便撤走了，由于失去革命武装力量的支柱，寺村塬未能起到根据地的作用，因而它不能算作革命根据地，仍属白色区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正宁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是我党在陕甘边创建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寺村塬根据地也是我党在陕甘边开辟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在其存在的时期里发挥了根据地应有的作用。我们认为，正宁寺村源根据地既不属于白色区域，又与后来建立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同，它实际上是我党在陕甘边开辟的第一块游击根据地，是我党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的第一次重大尝试。现将拙见简述如下，赐教于各位同行，以求有所稗益。

一、陕甘红军游击队制定了在正宁寺村塬一带开辟陕 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并为此在实践中作了巨大努力

1932年2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陇东正宁三嘉塬成立。陕甘红军游击队成立后，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按照以陕西渭北为重点的预定方针，即南下挺进陕西境内开展游击战争,执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任务。3月中旬，陕甘红军游击队在陕西渭北转战月余后，回师陇东。

此时的陇东，国民党陕甘两省军阀为争夺地盘展开激烈的混战，陇东人民遭到空前的浩劫。国民党陇东军阀不顾人民的死活，横征暴敛，变本加厉地向陇东各地索粮派款，仅驻扎在正宁的甘肃军阀陈珪淳残部百余人的部队，就向四乡百姓索要款项达十万元之多。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陇东人民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抗粮抗款的斗争。正宁南塬一带的农民组织起了多支“民团”抗粮抗捐。国民党正宁县政府在多次催粮失败后，扬言要“血洗南塬”。

正当自发的农民斗争处在危急的关头，陕甘红军游击队的到来，吹散了压在农民心头的愁云，贫苦农民即派人去与陕甘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根据陇东地区出现的高涨的革命形势，陕甘红军游击队队委会改变了原定出击陕西旬邑的计划，决定留在陇东，就地发动和组织农民攻打正宁山河城，开辟革命根据地。3月19 日，陕甘红军游击队同寺村塬一带农民“民团”及群众分兵两路向山河城进攻，但因向导迷路，错失战机，第一次攻打山河城失利。

陕甘红军游击队攻打山河城失利后即撤退到正宁县西坡村，队委会重新讨论了行动方针问题。经过周密研究，队委会制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和五项任务，决定：⑴陕甘红军游击队开赴正宁南塬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土豪劣绅；⑵将自发组织的农民“民团”改编为赤卫军，以配合红军游击队的武装斗争；⑶立即实现陕甘红军游击队的纲领；⑷发动和组织群众，准备再次攻打山河城，拔除敌人的据点；⑸在南塬一带成立革命委员会，创建陕甘边红色政权，开辟革命根据地。

3月20日，陕甘红军游击队来到寺村塬，一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全面展开。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陕甘红军游击队将农民自发组织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随后又成立了少先队等组织。3月22日，在陕甘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的帮助下，在新庄子召开了有寺村塬一带72个村镇的五六百名农民代表参加的大会，宣布正宁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并选举了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陕甘边第一个红色政权由此诞生。正宁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立即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的粮食、牛羊及财产等分配给农民，镇压恶霸豪绅。革命委员会在苟仁寺召开了有上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公审并处决了大豪绅赵元亨和恶霸龚〔巩〕德功。4月13日陕甘红军游击队按原定计划，带领根据地赤卫军，发起了第二次攻打山河城的战斗。

以上史实说明，正宁寺村塬游击根据地，是陕甘边党和红军游击队有组织、有计划创建的，并不是宣布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就撤走了，它建立了红色政权，组建了赤卫军，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它与白色区域是根本不同的。习仲勋早在1943年1月就曾经明确指出：“1932年，革命运动继续髙涨，3月间新正一区即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织了地方赤卫军和少先队，在五顷塬一带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给贫苦农民。”[①]由此可见，正宁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建立，是我党在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的第一次重大尝试。

二、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建立，使陕甘红军游击队有了后方依托，促进了陕甘边游击战争的开展

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建立后，陕甘红军游击队为了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按原计划于4月13日发起了第二次攻打山河城的战斗。根据地的赤卫军配合行动，协同作战。革命委员会还组织根据地的群众为部队送水送饭,支援前线。虽然我军在14日击溃了敌增援山河城的一个骑兵营，但城内守敌凭借坚固的城防工事,顽固对抗，我军连攻两日未克，第二次攻打山河城的战斗再次失利。陕甘红军游击队仍退回寺村塬一带休整。4月20日，陕甘红军游击队在地下党组织配合下,南下奇袭旬邑县城获胜,俘敌300余人，缴获枪支400余支，子弹万余发。5月中旬，国民党军队为扑灭陕甘边燃烧起来的革命烈火，向陕甘红军游击队发动“围剿”。刘志丹指挥红军游击队转战外线之陕西富县、洛川、中部、宜君一带，经九次苦战，至5月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正当陕甘边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之际，以杜衡为书记的陕西省委却认为，陕甘红军游击队在山区建立根据地是“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指责游击队的负责人刘志丹、谢子长等是“逃跑主义”“稍山主义”，命令陕甘红军游击队撤离寺村塬一带，东进陕西韩城一带，在平原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结果使部队遭敌重兵“围剿”，受到严重损失，不得不重返陇东正宁寺村塬根据地。6月下旬，刘志丹率部队返回陇东，陕甘红军游击队在宁县麻子掌、梁掌堡先后召开了两次队委会，对今后的行动方向和方针进行了认真而激烈的讨论，最终统一了认识，采纳了刘志丹的建议，决定以桥山中段的山区为依托，在陇东就地开展游击战争。7月上旬，部队返回正宁寺村塬根据地。

7月下旬,李艮受陕西省委之托来到陕甘红军游击队巡视，重点解决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和“反革命阴谋”问题。在“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下，陕甘红军游击队面对敌人的“进剿”而无法做好迎战的准备,使敌人乘机占领了根据地主要的交通要道，完成了对红军游击队进攻的部署。8月20日，在敌人发起总攻的严重情况下，红军游击队仓促应敌，在李艮“左”倾错误的指挥下，部队三战均告失利，损失严重，被迫撤离根据地，从三嘉塬突围，撤退到陕西旬邑马栏一带，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丧失殆尽。

寺村塬根据地丧失后，陕甘红军游击队先后转战旬邑、耀县、保安等地，由于失去后方依托，接连失利，损失严重，处境危险，最后退往子午岭的平定川、豹子川一带荒无人烟的地区。此时正值严冬季节的到来，部队给养困难，伤病员无处安排，战士衣单被薄，部队吃粮难以解决，伤寒病在部队流行，战士情绪低落，思想混乱，陕甘边革命处在危急之中。

以上史实充分说明，在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存在的近半年时间中，陕甘红军游击队因有后方依托而显得如鱼得水，进退自如，有利则打出外线开展游击活动，失利则回师后方休整，即使遭受严重挫折也有后方根据地的回旋余地，得以休整和补充，因而促进了游击战争的开展。与此相反，当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丧失后，陕甘红军游击队则失去了后方依托，得不到充分的休整和补充，处处被动，处境险恶。因此，我们应该正确地评价正宁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中的作用和贡献。

三、寺村塬游击根据地是处在向革命根据地的转变阶 段，它与后来创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相比较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寺村塬游击根据地是陕甘边党和红军游击队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的一次重大尝试，虽然它在陕甘边游击战争中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但它仍未转变为革命根据地，仍属于游击根据地。因此，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和革命根据地相比较是有较大差距的。这种差距，不论是同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来比较，还是同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来比较，都是十分明显的。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②]

第一，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红军力量相当弱小。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和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但在当时陕甘红军游击队建立不久,其人数仅有300人左右（西华池起义后，部队一度扩大到 500余人），部队武器装备极差，作战经验也不足，而且正处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初次尝试之中。这种条件和环境决定了陕甘红军游击队暂时还无法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而只能在游击战争中创建一个暂时的而不稳固的可供依托的后方。从这个意义上讲，寺村源根据地只能是“游击”性质的根据地。

第二，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区域不稳固。由于陕甘红军游击队建立仅一月多时间，红军部队力量的弱小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猖獗，以及斗争环境的严酷性，迫使红军部队经常处在高度的游击作战之中。受这种条件的限制，根据地的区域也处于经常的变动和不稳固之中，暂时还无法形成如同后来创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所具有的中心区域。在当时陕甘红军游击队所依托的正宁寺村塬、湫头塬、五顷塬、三嘉塬及宁县盘克塬一部的游击根据地当中，无法形成中心区域和边缘区，红军游击队常常转移其活动的范围，有时以这里为中心，有时以那里为依托，使整个寺村塬根据地带有浓厚的“游击”色彩。

第三，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地方党组织和政权组织不健全。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地方党的组织建设还未能展开，政权组织尤其是基层政权组织不完备，地方赤卫军也不够稳固，农会、贫农团等群众组织工作没有开展起来，也就未能有效地发展和组织农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游击根据地的性质。

第四，土地革命开展得不够深入。根据地的不稳固性，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虽然陕甘红军游击队建立后，即在发出的布告中明确提出了分配地主豪绅土地给贫苦农民的纲领，但是没有制定出具体的措施，因而分配地主豪绅土地的纲领也就未能很好地得到贯彻实施。李艮来到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后，推行“左”倾路线，不顾客观条件，强令在五顷塬进行打土豪分田地工作的干部和红军战士，必须在20天内将分配土地的工作完成。由于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未提高当时是在一个地广人稀的区域里，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情绪是不高的。”[③]这样就不能组织和发动农民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支援革命战争，以保卫红色政权和根据地。

综上所述，我的结论是，寺村塬根据地是我党在陕甘边创建的第一块“游击根据地”，它为后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积累了经验并奠定了基础。在正式提法上，可将其称之为“陕甘边寺村塬游击根据地”。

    （曲涛：《红色足迹——陇东老区重大事件述评》，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3—49页）

[①]习仲勋：《关中党史简述》(1943年1月8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第100页，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印。

[②]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50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出版。

[③]习仲勋:《关中党史简述》(1943年1月8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第100页，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