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县寺村塬（正宁本地称南塬，包括永和、湫头、五顷塬及三嘉塬一部分村镇，方圆百余华里）建立了陕甘边第一个红色政权——寺村塬革命委员会，从而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序幕，使陕甘边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武装斗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建立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是陕甘红军在陇东地区开展革命斗争的需要，也是我党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一次有益的、有计划的重要尝试。

1932年2月12日，西北工农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之后，遵照陕西省委的指示，挥师南下渭北，2月13日攻占旬邑县职田镇，收缴了该镇保安团的枪枝。2月15日，在阳坡头打退了陕警三营及彬县、旬邑、淳化三县民团500多人的进攻，转移至香山寺休整。不久，富县、铜川、耀县民团对游击队发动大规模“围剿”，游击队员全力抵抗，并给敌人以重创，但终难以立足。于是在击退庙湾民团之后，经宜君，在焦家坪、艾蒿洼连打两仗之后，西越子午岭，于3月初回到正宁柴桥子一带。其时，陕军17师和甘军陈珪璋新编第13师残部，正在陇东火拼，陈部一部残余退逃正宁一带拉兵抢马，正宁县政府摧款委员马某在湫头双佛堂一带摧粮要款,敲诈勒索。碾庄子群众赵锁用三节鞭把马某赶跑。马某逃回县府，向山河城防司令刘利报告，南区（指寺村塬）百姓造反。刘利扬言要血洗南区。为了防备官府镇压，张村、巩家斜、东侯郎、梁家沟圈、后庄子（习称上五社），新庄子、碾庄子、双佛堂、车家沟、东城（习称下五社），西沟、苜蓿岭、杜家堡、莫刺村、苟仁、西侯郎（习称六社）群众办起了民团，分别推选巩世信、张进元、杜兴邦为上五社、下五社、六社团总。民团成立后，200余名团员在苟仁寺院集会，决定进行缴农斗争。此时，正值陕甘红军游击队驻扎西坡四圪塔，民团闻讯派巩世信、范喜奎前往打探消息，告知了寺村塬群众反抗斗争情况，陕甘红军游击队闻讯立即改变原定出击旬邑的计划，决定留驻正宁，乘群众自发斗争蓬勃兴起之机，到寺村塬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发起第一次攻打山河城战斗，原定分东西两路夹击，并和山河城内敌驻军陶连长（关中人）约定内应，在19日拂晓以拍手为暗号，开放东城门让游击队攻入城内。3月18日夜，三嘉、寺村塬10多个村庄的群众由张彦升带队，寺村塬的民团由杜兴帮带领，手持大刀、长矛冲破沿途豪绅阻拦，翻沟来到山河城西的柑柏树、移风一带，驻在西坡的陕甘红军游击队18日晚向山河城东急行，欲与群众配合形成两面夹击阵势。结果驻在西坡的游击队在18日晚行军途中因向导天黑迷了路，被带到山河城以北的九龙畔时，才发现路走错了，当即直奔山河。这样耽误了时间，到山河城已是19日半早晨了，错过了攻城计划时间，作内应的陶连长等人不敢打开城门。到下午，游击队有一士兵叛变（山河城里人），偷爬到城墙底下，被敌人用绳子吊上城去，向敌告密，致使陶连长被捕杀害，他所带的士兵的枪全部被下了。第一次围攻山河城失利^（1）。

陕甘红军游击队攻打山河城失利后即移驻寺村塬，队委会重新讨论了行动方针问题。经过周密研究，队委会制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和五项任务，决定：（1）到南塬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打击豪绅地主的破坏；（2）将群众组织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3）立即实现陕甘红军游击队的纲领；（4）发动和组织群众，准备攻打山河城；（5）成立革命委员会，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随后陕甘红军游击队立即开赴双佛堂、新庄子、西城一带。将总部设在新庄子张进明家。

游击队来到寺村塬后，分头在新庄子、西城、上南坡头、车家沟、碾庄子、双佛堂、苟仁、西沟、苜蓿岭、莫刺村东西候郎、巩家斜、张村等村庄张贴标语，召开群众会议，宣传革命道理。谢子长、高岗、杨仲远等人走村串户，访贫问苦，深入做群众的工作。经过宣传发动，各村都成立了农民联合会、贫农团，民团改编为赤卫军，在新庄子成立了赤卫军总指挥部，杜兴邦任总指挥，巩世信、张进选、邢进有任副总指挥。3月22日，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主持，陕甘红军游击队在湫头乡新庄子村岳王庙附近的麦场里，召开东起五顷塬，西至上南坡头72个村庄的农民代表大会，大会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由于成立地点在寺村塬，故称其为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由15人组成，农民委员10人，游击队员5人，其中常务委员7人，正副主席3人，陕甘游击队政委李杰夫（高维翰）任主席，车沟村农民张进元，西城村农民唐贵荣任副主席。下设土地、肃反、财政、食粮4个委员会。陕甘边第一个红色政权由此诞生。

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在陕甘红军游击队的指导下，进一步开展了以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产为中心内容的反封建斗争。先后没收了西城村豪绅刘喜坤、于庄村豪绅赵元亨、琴宅村豪绅赵义的粮食和牛羊牲畜，分配给当地的贫苦农民。3月底，陕甘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和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在苟仁村寺院召开千人公审大会，公审了民愤极大的豪绅赵元亨和其走狗巩德功。宣判大会后，在新庄子将赵元亨、巩德功处决。

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以来，在陕甘区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该政权成立后，打土豪、分财产、使昔日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土豪劣绅威风扫地，使长久受压迫的广大贫苦农民扬眉吐气，成为主人。所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领导革命斗争的一次有益的、有计划的重大尝试，开创了陇东红色政权建设的先河，是陕甘边党和红军游击队有组织、有计划创建的，并不是宣布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就撤走了，它建立了红色政权，组建了赤卫军，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它与白色区域是根本不同的，因此，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和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

二、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使陕甘红军游击队有了后方依托，促进了陕甘边游击队的巩固和发展，为2年后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领导成立了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并处决了赵元亨之后，遂于4月13日同赤卫军总指挥杜兴邦、巩世信等带领的约千余名手持土枪、杆子、农具的寺村塬赤卫军和农民在苟仁寺会合，军民联合第二次攻打山河城，拔除敌据点。当天晚上由谢子长、刘志丹率部与赤卫军总指挥杜兴帮带领赤卫军从苟仁出发经苜蓿岭、翻越张家坪、上塬后到达路家崖窑、巩家畔、杨家畔一带，赤卫军在这里原地待命，游击队向山河城下迂回。刘志丹带一部分游击队攻城东，闫红彦带一部分游击队攻城西，骑兵埋伏在城周围的村子以作接应。战斗打响后，因山河城易守难攻，攻打两天一夜城未攻下，且游击队伤亡较重，4月15日游击队暂退距山河城二十里的西坡休整，以待机再战，赤卫军撤回了寺村塬，城里驻敌刘湘林的保安队和驻早胜的谢绍安（外号谢牛）部取得联系；16日上午，谢牛遣一营人马向陕西游击队驻地西坡扑来，游击队当即立断遂组织了一支奋勇队，由张应琪率领设布埋伏圈，进入战斗后，其他人员正面迎敌、且战且退、透敌深入。当游击队引敌进入伏击圈后，向敌杀了回马枪，在奋勇合击下，猛烈中杀，敌伤亡惨重，残部向山河城逃窜。游击队俘敌二、三十人，缴获三十余支枪。逃敌一个排逃至山河城墙东北的一个窑洞里，窑洞外面的游击队人员向敌喊话令其投降，敌人向窑外扔出两支枪诈降，游击队员郝金标信以为真，从涝池边起来收枪，被敌人开枪立即打死，顽敌趁机逃进城内。当天下午游击队撤出阵地返回寺村塬，第二次攻山河城未克而结束^（2）。4月20日，陕甘红军游击队在地下党组织配合下，南下奇袭旬邑县城获胜，俘敌300余人，缴获枪支400多支，子弹万余发，这是陕甘游击队战史上打开的第一座县城。

同年4月下旬，正当陕甘边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之际，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视察工作，这位“左”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认为攻城失利是“逃跑主义”，以“以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罪名，撤了谢子长总指挥职务，派其甘肃靖远搞兵运工作（谢在靖远水泉堡兵变成功，成立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任总指挥），命令游击队到旬邑马家堡集结，将游击队分编为三、五两个支队，队长分别由刘志丹、闫红彦担任，强迫分散活动。5月，因敌分路“围剿”，为了统一指挥，陕西省委又命令两队集结于旬邑清水塬，恢复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李杰夫任队委会书记，半月后，部队转战5个县，作战9次8胜，共歼敌14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400多支，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正当胜利之时，陕西省委又命令部队东进韩城，在平原区建立根据地，结果遭到陕军重兵围攻，损失严重。在危急情况下，刘志丹遂率部队越过子午岭进入陇东正宁根据地。6月底，游击队转战到宁县麻子掌，部队只剩下200多人，由于军事上的失败，部队思想混乱，领导之间在行动上也发生了严重分歧。为此，陕甘游击队在麻子掌、梁掌堡先后召开了两次队委会，在统一思想基础上，确定了以桥山山脉为依托，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并将部队统一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由闫红彦担任总指挥、高山保、刘志丹分别担任步兵大队大队长，张龙光任骑兵大队长，梁子掌会议是一次统一思想、避免分裂、确定今后实际行动方向的重要会议，它对于游击队的巩固和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梁子掌会议后，于7月9日，在谢子长、刘志丹领导下，又组织发动了西华池起义，使游击队扩大到500余人，并趁夜带领起义队伍向盘克塬开进，第三天，部队开往正宁的湫头塬，在这里召开了庆祝西华池起义成功，欢迎起义军加入陕甘游击队的庆祝大会。

西华池起义后，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对寺村塬革命根据地进攻的部署。恰在这时，即7月23日，中共陕西省委委派军委书记李艮来到寺村塬，任游击队政委，取代了李杰夫的职务。李一上任，就全力推行陕西省委“边区军事地形是有利于平原作战”的主张，要求游击队“停止游击战争”，“坚守阵地”，指责游击队领导是“游击习气”、“上山路线”、“逃跑主义”，要改变游击战的路线。当游击队击退敌人的进攻，重新占领五顷塬后，李艮又提出要“死守五顷塬，不让铁蹄踏进五顷塬一寸地”的口号，限令游击队在20天内在五顷塬分完土地，并摧毁敌人的牢固据点，建立新的根据地。李的决策，立即遭到游击队广大指战员的强烈反对，而李固执己见，强令集中游击队的领导，蹲在屋子里整整开了7天会，进行无休止的争辩。更严重的是他抛开游击队的现任领导，组织“秘密队委”，分裂党的红军，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由于李的错误，红军游击队失去战机，使敌人完成了包围根据地的计划，占领了寺村与湫头的许多村庄，割断了两地联络。直到这时，游击队才开始迎击敌人的进攻。在李艮的指挥下，三天连打三个败仗。8月20日，游击队硬攻王郎坡土围子，遭到王郎坡反动民团的阻击，造成五、六十人严重伤亡。第二天，游击队还未来得及出击，王郎坡等地的敌人又来进攻，游击队四面受敌，苦战一天，伤亡惨重，不得不转移三嘉塬，游击队刚刚突围，又遭到敌骑兵冲击，损失30余人。第三天，敌人一早就分四路向游击队“包剿”，游击队损失惨重，被迫撤离根据地，转移至高风坡、马栏等地，部队仅剩200余人。

陕甘游击队撤离寺村塬根据地后，根据地失去支柱，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只存在了5个多月。游击队先后转战旬邑、耀县、保安等地，由于失去后方依托，接连失利，损失严重，处境危险，最后退往子午岭的平定川、豹子川一带荒无人烟的地区。此时正值严冬季节，部队给养困难，伤病员无处安排，战士衣单被薄，部队吃粮难以解决，伤寒病在部队，战士情绪低落，思想混乱，陕甘边革命处在危急之中。这些说明，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存在的5个多月中，陕甘红军游击队因有后方依托而显得如鱼得水，进退自如，有利则打出外线开展游击活动，失去则回师后休整，即使遭受严重挫折也有后方根据地的回旋余地，得以休整和补充，因此促进了游击战争的开展。与此相反，当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丧失后，陕甘红军游击队则失去了后方依托，得不到充分的休整和补充，处处被动，处境险恶。所以，寺村塬根据地创立和发展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中发挥了积极的重大作用和贡献。

三、寺村塬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陇东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游击根据地，它在中共陕甘边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影响非常深远。

寺村塬游击根据地是陕甘边党和红军游击队为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中初期一次重要革命实践和探索尝试，它虽然未能转变为革命根据地，是因为它仍属于游击根据地，但它在陕甘边游击战争中发挥了积极的重大作用，它传播了革命先进的思想，给人民带来了希望，为后来党组织的发展和革命政权的建立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并奠定了基础。

（一）寺村塬游击根据地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以来，在陕甘边区建立的第一个游击根据地。

常言道：“万事开头难”。能在革命初期建立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确实举步艰难，来之不易。

其一，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红军人力比较少。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和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³⁾。当时，陕甘红军游击队建立不久，人数才300人左右，西华池起义后，扩充到500人，人数极少。

其二、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红军武器装备极差。靠起义战斗中缴获的武装进行扩充，也靠当地民众的长矛、大刀、土枪、农具进行配合战斗。

其三、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红军作战经验不足。正如本文前面提到第二次攻打山河城失利等等。

其四、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区域不稳固。1932年2月12日建立陕甘红军游击队后仅1个多月时间，陕甘红军游击队力量弱小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猖獗，以及斗争环境的严酷性，迫使红军部队经常处于高度的游击作战之中。受这些条件的制约，根据地的区域也处于经常性的变动之中，暂时无法形成中心区域的革命根据地。

其五、寺村塬游击根据地正宁地方党组织和政权组织还未健全。当时正宁地方党的组织建设还未能展开，政权组织尤其是基层政权组织还未健全，正宁赤卫军也不稳固、农会、贫民团等群众组织的工作没有开展起来，也就未能有效地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这就在某种意义上讲，它反映了当时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性质。

其六、土地革命开展不够深入。根据地的不稳固性。陕甘红军游击队在当时所依托正宁寺村塬（包括：五顷塬、湫头、永和）、三嘉塬及宁县盘克塬一部的游击根据地当中，无法形成中心区域和边缘区，红军游击队常常转移，有时以这里为中心，有时以那里为中心，这样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土地革命深入开展。虽然陕甘红军游击队建立后，即在发出的布告中明确提出了分配地主豪绅土地给贫苦农民的纲领，但是没有制定出具体的措施，因而分配地主豪绅土地的纲领也就未能很好地得到贯彻实施。也就不能很好地组织和发动农民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支援革命战争，来保卫红色政权和寺村塬游击根据地。所以，陕甘红军游击队撤离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后，根据地失去了支柱，寺村塬革命委员会仅仅存在5个多月时间，但给人们和历史留下深刻影响，它在陕甘革命斗争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实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开辟是陕甘红军游击队在条件艰苦、举步艰难情况下开展的第一次革命实践活动。建党及红军建立初期，谢子长、刘志丹等老一辈革命家，能够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在认识和实践中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开辟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重要性。从1932年2月12日建立陕甘红军游击队，1932年3月22日建立寺村塬革命政权，打起了工农武装斗争的革命旗帜，建立了陕甘边第一个红色政权，改变了陕甘革命斗争的形势，为开辟陕甘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使正宁地方土地革命能够顺利进行，并使土地革命有了可靠保证，也使红军游击队有了后方依托，调动了当地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许多群众勇跃参加红军游击队，壮大了红军力量，有力地支援了陕甘边革命斗争。

（三）从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建立的实践证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在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党内曾经发生两种不同的指导意见和革命路线。以谢子长、刘志丹为代表坚持搞游击战的正确路线，使寺村塬根据地得以建立。另一种就是寺村塬根据地建立不久，顽固坚持“城市中心论”的杜衡和坚持搞“停止游击战争”、“坚持阵地”的李艮，他们分别来到根据地，强令游击队远离根据地，坚持到三原、富平等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其结果是不仅使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丧失了革命武装的支柱并陷于瘫痪，而且使陕甘红军游击队失去根据地的依托，1400多人的队伍就损失了1200多。这充分说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革命就会取得胜利，否则，革命就遭失败。

（四）建立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目的是发动团结和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建政权、人民当家作主民族平等、人民过好自给富裕生活。这是唤起民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前提和必要条件。陕甘红军游击队初期到寺村塬后，在新庄子等村庄，张贴标语、召开群众大会、访贫问苦；建立根据地后，又发动汉族和回族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和牛羊牲畜，始终贯彻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回汉人民对红军、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增强了回汉民族团结、调动了群众革命积极性、这在当时建立和发展寺村塬游击根据地、支援红军战争，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五）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唤醒、教育和锻炼了正宁人民，壮大了正宁地方武装力量，为广大民众翻身求解放指明了方向，铺平了前进的道路；也为陕甘红军后期革命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1930年以来，谢子长、刘志丹同志先后就在正宁县一带开展革命活动，播下了革命的火种，1932年3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经寺村塬（新庄子）期间，深入群众、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农会、贫农团、赤卫军，成立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广大人民在陕甘红军游击队和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抗粮、抗款斗争，从此革命烈火燎原正宁。陕甘红军游击队撤离后，到1933年4月，平子游击队、正宁回民游击队等军事组织的相继建立，正宁人民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和统治阶级展开殊死搏斗，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始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始终站在革命斗争前列，前赴后继，不怕牺牲，出现了郭廷藩等许多革命前辈等等，这些都是陕甘红军游击队给后人留下的宝贵财富，永远不会消失，它为正宁人民指明了革命的方向，铺平了前进的道路。

综上所述，寺村塬革命委员会从1932年3月12日建立，并逐步发展成为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到同年8月22日撤离，虽然存在了5个多月时间，它是以谢子长、刘志丹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西北地区创建的第一个红色革命政权，在中共陕甘边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影响非常深远。它开辟了陕甘边区红色政权建设的先河，是中国共产党人创建革命政权的一次重要的有益尝试。虽然只存在5个多月，但它打击了土壕劣坤的气焰，大涨了贫苦农民的威风，是一次惊天动地的革命实践，在陕甘边人民的心中，播洒了革命的火种，为2年后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华池南梁的重建，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在中共陕甘边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不可磨灭的一页。

（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的《陕甘边根据地研究》第186—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