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钧（1910.11—1974.2），原名陈国懋，四川省达县（今达州）河市乡人。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团政委、师长、军长、红五军团参谋长，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参谋长，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军团长，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旅长，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第二分校校长，军事学院副教育长。1943年1月，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八五旅副旅长。抗战胜利后，历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参谋长、东北军政大学教育长、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四十五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湖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教育长、副院长、代院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院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4年2月病逝。

写日记，是陈伯钧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养成的良好习惯。他坚持所写的日记，成为记录我党我军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的一部信史。1987年9月，《陈伯钧日记》（1933—1937）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年1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陈伯钧日记·文选》，内容系统浩繁，达170万字之多。聂荣臻元帅对陈伯钧日记予以高度评价，称：“他留下的珍贵日记，从一个侧面，如实生动地反映了我党我军斗争历史的一部分。读后，会使我们对党的这段光辉而又曲折的历史有更感性更深刻的认识。”

《陈伯钧庆阳日记》由正宁县地方史志办公室编辑王立明整理，并详加注释，于近期出版。该日记从《陈伯钧日记·文选》中，辑录了陈伯钧1936年11月至12月任红六军团军团长和红军随营学校、红军大学第二校负责人，率部长征行经庆阳，以及1937年1月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率部奉命赴陕西三原整编行经庆阳，和1942年2月至1945年8月任三八五旅副旅长驻防庆阳3个时段的日记，约20万字。尤其是1942年2月至1945年8月三八五旅驻防庆阳一段的日记，内容十分丰富。陈伯钧以详实的笔触，不间断地记述了三八五旅整军训练、发展生产、贩盐贸易、开展整风、进行统战工作以及军政关系、军民关系、文化娱乐、迎来送往等诸多方面的情况，如实地记录了陈伯钧不断总结的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军队建设、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经济工作的经验，如实地记录了陈伯钧亲身经历的我党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不怕牺牲，克服困难，去夺取各项工作的新成绩，等等。

第一，它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从挫折走向复兴，并在艰难困苦中取得最后胜利的光辉历程。《陈伯钧庆阳日记》记录了陈伯钧担任红六军团军团长和红军随营学校、红军大学第二校负责人率部长征经过庆阳、参加反围剿的详细情况，记录了红军指战员在三大主力方面军会师后继续北上抗日的情况，记录了抗战时期三八五旅的抗日活动和艰苦奋斗的创业情况，记录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艰苦的教学和生活情况等。

第二，它所提供的丰富而完备的历史信息，为全面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便利。《陈伯钧日记》不仅涉及到军队的政治、训练和作战情况，而且记录了驻军当地的经济、社会状况，提供了很多第一手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历史线索，并且这些资料是陈伯钧亲见、亲历和亲闻，因而非常可信。如三八五旅在陇东驻防数年间，除备战反磨擦外，全旅拿出相当的人力搞生产，备战一年，解决了吃饭问题。陈伯钧协助旅长开展工作，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加强指导，使全旅各项工作都有较大进展。这些情况，描述得比较详细。不仅对研究党史、军史和革命史有益，而且对研究现代社会生活史提供了材料和便利。

第三，在那些看起来很不起眼的记述中，包含着珍贵的史料。如1943年4月29日日记中称：“驻庆阳……入夜来了两个苏联友人。”1945年8月1日日记中称：“是晚，美二十一航空队一侦察机之航空员在环县降落。”等等。又如：“二团三营营长贾文义率领十人拖枪叛变”（1943年3月8日日记）、旅“卫生部书记冯步骧自杀于警卫班”（1943年4月16日日记）、七七〇团辎重营营长方和明西华池粮食集上打人并捆出伤痕的问题（1943年6月16日、17日日记）、“枪毙了两个逃跑的首要分子”（1943年7月7日日记）、“教导营近半月内已逃跑六个学员，情形较严重”（1943年8月17日日记）、“部队逃亡相当严重”（1943年9月3日日记）、“四团三营企图叛变”（1943年9月15日日记）、“七七〇团供给处罗主任（罗宗六）卷款潜逃”（1943年11月9日日记）、“七七〇团之白马铺一参谋又卷款潜逃了”（1943年11月20日日记）、抗大七分校校长彭绍辉“等来信，说该校特务已与西峰接好关系，准备暴动拖走”（1944年5月13日日记）、“辎重营和环县警卫队最近冲突事件”（1944年6月8日日记）、“周科长聂队长挪借公款做私人生意问题”（1944年7月30日日记）、“新兵营之一连连长因抗命而自杀”（1944年8月19日日记）、“最奇怪的是看瓜者尚系一破落地主、二流子，逛都市、抽白面、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家产数十万全部荡尽，最后迫不得已才当兵吃粮，又顶替富人来八路军应征，现在已四十八九岁了，别无事做，只好干干零活而已”（1944年9月3日日记）、“四科副官在财政科与科长、会计等打架”（1944年12月8日日记）、“发生西华池公营商店及退伍军人走私、抗税、打人、打税局等事”（1945年1月10日日记）、（四团）“新二营（友军过来的部队之杀人案件”（1945年1月17日、7月28日日记）、（五团一营）“第二连的违法事及扣押督察处人员问题”（1945年1月17日日记）、“与地方上的一些关系问题，而且个别的还非常严重，如驿马关事件”（1945年7月6日日记）、“解决驿马关三营与当地党政的关系问题、违法走私问题”（1945年7月8日日记）等。这些资料，对深化党史、军史多方面的研究，很有裨益。

同时，陈伯钧在每天的日记中，除写明写作时间，如某年某月某日，在某省某地外，还同时标注出当地当天的天气变化情况，如阴晴雨雪等。如1943年2月5日起直到1945年8月19日，他作为385旅副旅长长期驻在庆阳，每日都记录了当地的天气情况，甚至连白天到晚上的天气变化都详细地记录下来，并且这种记录坚持了2年半。如1943年2月9日记载：晴，微风，微阴，夜新月晕；2月21日记载：晴，微风，新月；2月25日记载：阴，欲雪又止，东南风，夜暗。这些关于天气变化的细节，过去很不为人重视，但史料价值非常高。《陈伯钧庆阳日记》用的全是阳历纪年月日，表明中共及苏区、解放区在阴阳历问题上，采用了国际通用的阳历，具有时代性和进步性。《陈伯钧庆阳日记》中关于庆阳天气情况变化的详细记录，是研究庆阳当地气象气候的弥足珍贵的资料。在当时没有过多的气象预报及气象调查的情况下，这样不间断的记录，连续起来，就是一个《庆阳气候志》，为研究当地气候天气等方面的情况意义重大。至于《陈伯钧庆阳日记》中有关当地民风、风俗、生活等方面的记录，更是研究现代社会史罕见的资料，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总之，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陈伯钧庆阳日记》的史料价值非常高，学术意义特别重大，是陈伯钧将军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作者：王立明，刊于《庆阳党史研究》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