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村塬革命根据地研究综述

李金妮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研究，正如研究者张宏志2000年所说的“因在若干历史问题的分歧上陷入困境，所以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陆续退出这一研究领域，西北根据地史研究工作成为一个空白，与全国根据地史研究工作相比，落后了20年” 。同样，对于作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第一阶段的寺村塬革命根据地的研究，一度也停滞不前。“1983年，中共中央下达了 28号文件，对老同志之间争论了半个多世纪的分歧问题统一了认识，从此，研究工作获得了法定依据。随后中共中央又召开了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对一些具体问题做了补充规定。”相关研究才得以有序开展。

多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932年在正宁县建立革命政权的历史进行了多维度研究，梳理起来，焦点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一、关于革命政权的名称问题

总结起来，有11种说法。但近年来，惯用“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称谓。

1.认为名称是笼统的“革命委员会”的：

1944年，李卓然（时任西北局党务研究委员会成员）在《陕甘宁边区历史》一文中称：“（1932年2月）陕甘红军游击队成立后，就积极行动起来，在他们的发动和领导下，栒邑、淳化、三原、耀县、正宁、宁县一带的农民，纷纷起来参加革命斗争，反对地主豪绅，分粮，抗款，并开始打土豪，分田地。在群众斗争中，建立了临时的人民政权——革命委员会 ，日渐扩大了游击战争的局面。” 

1953年，董纯才在《陕甘宁边区简史》中称：“（1932年）三月，正宁四〔寺〕村塬被红军游击队打下，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2.认为名称是“正宁革命委员会”的：

西北师范学院（今称西北师范大学）政治系中共党史教研室教师潘富盈、王德孝撰写的论文《陇东第一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称1932年在正宁县建立的革命政权名称为“正宁革命委员会”。

闫庆生、黄正林著《庆阳简史》，也称成立的机构名称为“正宁革命委员会”。

3.认为名称是“正宁县革命委员会”的：

《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第24页脚注③称：“另有资料说，革命委员会主席郭自发，土地委员郭正兴，军事委员左怀玉，财粮委员范新发，贫农委员马兆琪，工会委员范聚成，妇女委员刘桂英，青年委员龚〔巩〕思祥。”实际上，这是把成立于1934年7月的“五顷塬乡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错当成“寺村原革命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了。

持此说法的，有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宏志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史》，该书第106页称：“3月22日，七十二村的农民代表齐聚四村原，在游击队总指挥部的指导下，召开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正宁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郭自发。土地委员：郭正兴。军事委员：左怀玉。财粮委员：范新发。贫农委员：马兆琪。工会委员：范聚成。妇女委员：刘桂英。青年委员：龚〔巩〕思祥。”此文中，也是把成立于1934年7月的“五顷塬乡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错当成“寺村原革命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了。

延安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任学岭撰写、刊载于《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的《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有关史实考辨》，也称：“笔者认为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应是正宁县革命委员会，而不应是陕甘边革命委员会。”

4.认为没有这个革命委员会的：

《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称：“关于革命委员会的具体名称，目前尚无确切的资料可考。又据刘景范、张邦英等说，没有这个革命委员会。”

实际上，考察刘景范、张邦英两人的工作经历，1932年3月至8月均未跟随陕甘游击队在正宁转战，所以两人的说法没有说服力。

5.认为名称是“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

《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称：“（1932年3月）22日，在游击队总指挥部的指导下，召开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开展土地革命。”

《陇东老区政权史》称：“对于这个‘革命委员会’的名称，目前尚存争议。一说为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一说为正宁县革命委员会。为了避免在概念上与后来创立的红色政权的名称相混淆，我们采用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提法。”

《甘肃通史》亦称“寺村塬革命委员会”。

6.认为名称是“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

《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载：“从1932年4月至1934年11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政权组织先后成立过四次。第一次是1932年4月上旬，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县寺村原召开有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大会期间，各村推选70余名代表，举行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

7.认为名称是“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寺村原革命委员会）”的：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组织史资料（1925.10—1987.10）》称：“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从1928年到1933年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通过武装斗争……在陕甘边区，组建过寺村原革命委员会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这些有的存在时间较短，就遭国民党军警的‘围剿’、破坏；有的在经历挫折后又恢复和发展起来。”

《西北革命根据地史》称：“（1932年）4月上旬，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原新庄子召开有正宁县72村1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选举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脚注：亦称寺村原革命委员会）。”

《西北革命根据地研究丛书》使用“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亦称寺村原革命委员会）”的称谓。

8.认为名称是“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庆阳地区组织史资料（1927.9—1987.10）》称：“（1932年）3月下旬，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县寺村原，宣传和发动群众，镇压土豪劣绅，建立赤卫军，开辟苏维埃区域。游击队总指挥部于寺村原主持召开农民代表会，选举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惯称“寺村原革命委员会”）和寺村原赤卫军总指挥部，李杰夫任主席，杜兴邦任总指挥。”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组织史资料（1925—1987）》称：“1932年3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在正宁寺村塬建立了甘肃省境内第一个苏维埃临时政权组织——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因其成立地点在寺村塬，故习惯称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建立后，积极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同年8月，在国民党陕西长武驻军和正宁县民团的联合‘进剿’下，寺村塬革命委员会解体。”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称成立的机构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亦称寺村原革命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庆阳历史（第一卷）》《图说长征•大会师卷》《南梁革命根据地史》《陕甘边根据地研究》沿用了此称谓。

9.认为名称是“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又称正宁寺村原革命委员会）”的：

《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第一卷〕》称成立的机构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又称正宁寺村原革命委员会）。

10.认为名称是“正宁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

《庆阳通史》下卷（民国时期）使用“正宁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称谓。

11.认为名称是“陕甘边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

李仲立、曲涛著《陇东老区政权史》称：目前学术界对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名称争论较多。有的把这个革命委员会称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有的把它称为正宁革命委员会。我们认为这两种名称均容易与后来我党在陕甘边地区创建的红色政权的名称相混淆，无法体现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特色和这个红色政权建立的地域特色。至于那种“游击队一成立就以‘陕甘’或‘西北’相标榜并以建立这一区域的根据地为己任的，因此她建立的革命政权也必然以此命名”的观点也是立不住脚的，因为如果我们以奋斗任务来确定红色政权的名称的话，“井冈山的红色政权”也就必然改成“中国红色政权”，“南梁政府”就必须称为“西北革命政府”，而这样做只会造成党史上各种概念的混乱，所以，我们认为使用陕甘边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概念比较确切。

二、关于政权性质的问题

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岳峰伟撰文认为：“陕甘边苏区的创建，历时6年之久，经历了寺村原、照金和南梁三个阶段。寺村原和照金阶段所建立的革命委员会均是临时性的革命政权，南梁革命政府才是正式的革命政权。”

三、关于是否建立根据地的问题

总结起来，有4种说法。但近年来，偏重于“寺村塬革命根据地”的称谓。

1.不承认建立了根据地的：

1983年5月16日，刘景范关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谈话中说：“关于‘寺村原根据地’问题：三二年是杜衡积极推行王明路线的一年，不让红军游击队到山区建立根据地，去了就说你是‘右倾机会主义’‘土匪路线’，而在平原地又四处遭受敌人围攻，站不住脚，所以三二年没有建立起根据地。杜衡下命令叫在平原地区建立一村一乡的根据地，也没建立起来。所谓‘寺村原根据地’不过是陕甘游击队去宣布了一下就走了，没起过一点根据地的作用，不能算根据地。到了三三年春季，照金游击队才在耀县山区照金建立了一小块根据地。”

张秀山1986年4月2日接受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采访时说：“我看了你们省里的材料，说寺村塬是陕甘边区第一块根据地，建立了七十二村的根据地，我认为不能这么说。中央对根据地有明确规定，要有党的组织，有政权，有后方——比如后方医院、修械所、仓库等，有群众武装——游击队、赤卫军；一般说敌人打不进来，就是打进来了，我们也可以转移，消息灵通，群众拥护。寺村塬有没有这些条件？没有就是游击区，不能叫根据地。”“我们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塬住了一个多月，打正宁山河镇打了两次没有打开，我们把群众组织了一下，宣传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单凭这一两个月就能建立起根据地？实际上，根据地不是一半年、几个月就能建立起来的。1932年这一年陕西一走，什么也没有了。以后又来个李艮，李艮在五顷塬子分配土地，计划二十天就分配完，建立五顷塬根据地。结果敌人来了，一打我们就跑了；李艮的五顷塬子根据地也没建立起来。不管寺村塬、五顷塬，根据地都没有建立起来，只能说是游击区、游击根据地。”

2.认为是“游击根据地”的：

陕西师范大学教师苗建寅撰写，收入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研究》一书的论文《关于陕甘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几个问题》，说：“四村塬（应作“寺村塬”）革命政权存在了不足一个月的时间。但它仍不失为陕甘地区人民在革命斗争历史上一次建立革命政权的伟大尝试，也是建立巩固的陕甘根据地的准备阶段。它和后来中共陕西省委准备建立的韩城根据地和五顷园子根据地一样，都属于游击根据地性质。”这是学术界第一次提出“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概念。

《陇东老区政权史》《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陇东老区红军史》《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第一卷）》等书，也多次使用“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概念。

《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之最》称：尽管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存在的时间不长，在敌人“围剿”下解体。但它是陕甘边根据地创建活动的一次重要尝试，标志着甘肃第一块游击根据地的诞生。对陇东游击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对陕甘边革命政权的正式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曲涛、王晋林撰写的论文《寺村塬根据地是我党在陕甘边创建的第一块“游击根据地”》说：“我们认为，正宁寺村原根据地既不属于白色区域，又与后来建立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同，它实际上是我党在陕甘边开辟的第一块游击根据地，是我党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的第一次重大尝试。”

《中国共产党庆阳历史（第一卷）》《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简史》《谢子长传》沿用了“游击根据地”称谓。

3.认为是“革命根据地”的：

第一个提出“寺村塬根据地”概念的是阎红彦。他在1942年8月25日《阎红彦同志历史报告》中说：“省委派李艮来斗争我，批评我游击主义、调和主义。我最后屈服了。这时提出建立寺村原根据地，20天分完土地，建立革命委员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在北方局工作的薄一波，撰文指出：“1932年2月，反帝同盟军根据陕西省委指示，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子长继续任总指挥，打起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红旗。……这一时期，子长同志指挥游击队活动于旬邑、耀县、宜君、正宁、宁县一带，打了不少胜仗。他乘陕军与甘军混战陇东之机，率领游击队进入正宁县山河镇寺村塬（注：寺村塬不在山河镇），建立农民协会，发动群众平分土地，开辟了陕甘历史上最早的一块革命根据地。”

《黄土高天举红旗——吴岱峰回忆录》称：“陕甘游击队在西北高原上开辟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寺村塬苏区，在这由东到西三十多里的小高原上建立起来了！西北高原的第一次土地革命斗争，在这里开展起来了！”

《中国共产党庆阳历史（第一卷）》使用了“正宁寺村塬革命根据地”称谓。

《长征星火耀陇原》《陕甘边根据地研究》沿用了“寺村塬革命根据地”称谓。

4.认为是“正宁根据地”的：

《陕甘革命根据地史》称“正宁根据地”。

四、对于“寺村塬根据地”历史地位的研究

苗建寅在《关于陕甘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几个问题》中称：“寺村塬根据地是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准备阶段；渭北根据地是由游击根据地到比较巩固的根据地的过渡阶段；照金根据地是陕甘根据地的正式建立阶段；南梁根据地是陕甘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阶段。”

吴志渊在《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中称：“这是陕甘边区第一个革命政权，虽然为时很短，却是进行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的一次有益尝试。”

李仲立、曲涛在《陇东老区政权史》中称：首先，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是在陕甘红军游击队党委的精心计划和周密组织下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因而它开创了陇东红色政权的先河。其次，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使陕甘红军游击队有了后方依托，促进了陕甘边游击战争的开展。再次，由于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处在向革命根据地转变阶段，因此寺村塬革命委员会与后来创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政权相比较还存在着较大差距。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是我党在陇东和陕甘边地区创建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它为后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建设积累了经验并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之最》称：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是陕甘边根据地创建活动的一次重要尝试，标志着甘肃第一块游击根据地的诞生。对陇东游击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对陕甘边革命政权的正式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简史》称：第一，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是陕甘边区创建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次尝试，开创了陕甘边区红色政权建设的先河。第二，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使陕甘游击队有了后方依托，促进陕甘边区游击战争的开展，为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奠定深厚的群众基础。第三，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为党在陕甘边区创建革命政权提供了典范，积累了经验（一是创建和巩固革命政权必须有一支强大的革命武装作保障。二是创建革命政权必须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三是创建的革命政权必须有稳定的工作机构和正常的工作程序。四是创建的革命政权必须坚持为劳苦大众谋利益）。

欧阳淞在《“两点一存”的独特历史地位及其历史条件》中称：关于陕甘边根据地，一说以照金为中心，一说以南梁为中心，都有一定道理。因为陕甘边根据地确实曾经分别在照金和南梁建立过领导机构。但又都不够全面，因为陕甘边根据地实际上涉及到三个阶段，分别以寺村塬、照金和南梁为活动中心。照金苏区、南梁苏区正是充分吸取了寺村塬阶段失败的教训，这才进入了更好的发展时期。

《图说长征•大会师卷》称：“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创建寺村塬游击根据地阶段；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阶段；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阶段；打通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阶段。”

丁德科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的历史功绩》中称：“寺村塬红色政权是陕甘游击队建立根据地的初步尝试，表明共产党人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明确认识，进一步总结了革命武装是革命政权必要保障的经验教训。”

五、关于寺村塬红色政权其他问题的研究

1.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时间

有三种说法，一种是1932年3月22日，一种是1932年3月下旬，一种是1932年4月上旬。

如：《陕甘边根据地研究》称是1932年3月22日成立的。

如：《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第一卷）》称是1932年3月下旬成立的。

如：《陕甘革命根据地史》称是1932年4月上旬成立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也称1932年4月上旬成立的。

目前，最早记载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过程的历史文献，是杜励君（杜衡）1932年6月2日向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的报告，即《陕西代表杜励君在北方会议上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杜称包含成立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等许多工作，“是我3月29号到边区后，4月18号离开边区时的10余日工作的经过”。因此可以充分说明：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于1932年4月上旬。

2.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持续时间

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延续了一个多月，一种是持续5个月甚至6个月（持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于1932年3月22日之说，就是6个月；持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于1932年4月上旬之说，就是5个月）。

3.寺村塬名称、地理位置的问题

一些党史工作者由于未到正宁县进行实际调查，研究单纯从书本到书本，所以，对于寺村塬的名称、地理位置不甚清楚，出现不少错误。

历史文献中，又将寺村塬写成“史村塬”“四村园”的。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三卷收录李振民、张守宪、梁星亮撰写的《谢子长传》，其中有“（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子长率部进入山河以南的四村原、湫头原，在这里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委员会，成立赤卫军、贫农团、少先队和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四月十三日……战后撤回四村原”“四月二十日，游击队从四村原出发”（第244页）。这是写作较早的《谢子长传》，将“寺村原”误写为“四村原”。影响了之后的一些研究者。

其他问题，详见本书《附录》中的《寺村塬的名称、地理位置、村落与一些党史著作、论文的误读》一文。

4.两次攻打山河城的时间问题

《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称第一次攻打山河城是1932年3月19日，第二次攻打山河城是1932年4月1日。

《陕甘边根据地研究》称第一次攻打山河城，是1932年3月20日，第二次攻打山河城是1932年4月1日。

《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第一卷）》，称第一次攻打山河城是1932年3月19日，第二次攻打山河城是1932年4月13日。

根据陇东学院教授曲涛对于参加第二次攻打山河城坠崖牺牲的赤卫军班长赵福进墓碑的考证，证明第二次攻打山河城应是1932年4月1日。

5.陕甘游击队西坡四圪垯会议开会时间

陕甘游击队在第一次攻打山河城失利后，退据西坡四圪垯（今属西坡镇高红村第五组），召开了会议，史称陕甘游击队西坡四圪垯会议。

《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第一卷）》，称是1932年3月19日晚。

《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称是1932年3月19日。

《陕甘边根据地研究》称是1932年3月20日。

综上所述，对于寺村塬革命根据地的研究，确实值得进一步深化、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