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陕甘边区武装斗争的实践及其经验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照
金苏区”学术研讨会征文
试论陕甘边区武装斗争的实践及其经验
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地方史志办公室 王立明
内容提要：20世纪30年代初，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在陕甘边区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武装斗争，最终创建了红26军和众多的地方游击队，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武装斗争的实践中，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本文研究了陕甘边区武装斗争的历程，概括总结出四点经验。
关键词：陕甘边区 武装斗争 经验
陕甘边区，指桥山山脉中南段。北起环县、定边，南到淳化、耀县，雄伟的桥山山脉纵贯南北，绵延数百里。这一地区包括陕西的定边、靖边、保安、安塞、延安、甘泉、鄜县（今富县）、黄陵、宜君、铜川、淳化、耀县、栒邑（今旬邑），甘肃的环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等，地理特点是沟壑纵横，地形复杂，森林茂密，交通不便。以这里为依托，进可直逼关中，退可扼守山林，向东可进军陕北，向西可开辟陇东。历来是被压迫阶级起事成军的地方（1）。
陕甘边时期，一般上限自1930年春刘志丹、谢子长在此区域开始兵运工作，以至建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下限终于1935年2月安定周家硷联席会议后建立的西北工作委员会，时间持续约6年时间（2）。此间，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武装斗争为基本形式，先后经历兵运、创建革命武装、开展农民运动建立革命根据地等阶段，最后创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朽贡献。回顾陕甘边武装斗争的革命实践，笔者以为，有四点经验值得总结。
一、开展兵运是进行武装斗争的初步尝试
1929年4月16日和6月22日，中共中央两次给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来信，并作出《陕西问题决议案》。指出陕西党目前武装斗争的工作任务是：加强士兵工作，以争取广大的士兵，使之与工农斗争汇合起来；派人打入农村现有的武装组织及秘密结社内，争取下层群众，领导其参加农村斗争，渐渐使之变成农民自己的武装力量（3）。同年四五月间，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扩大会议，认为武装斗争有三种形式：白色的（兵运工作）、灰色的（改造土匪）、红色的（建立革命武装），决定以白色工作为主。按照这个精神，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派出刘志丹、谢子长等一批共产党员打入陕西、甘肃的国民党军队，“借水养鱼”，从事兵运工作（4）。但“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5）。主要兵运活动有：
三道川兵运
1930年春，刘志丹、谢子长来到庆阳三道川（今属陕西省吴起县），打入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刘志丹与马锡五等建立的1个营被编为陇东民团骑兵第六营，刘志丹任营长，马锡五负责军需。五六月间，被谢子长派往后湫殿民团杨庚武部做兵运工作的阎红彦等，将该部周维琪营300余人拉出，在三道川与刘志丹一部会合，编为直属第3团，谢子长任团长，刘志丹为副团长。由于投靠谭世麟的土匪张廷芝收买周维琪共同袭击第3团，使兵运活动失败，刘志丹、谢子长逃脱，马锡五被捕，史称“三道川事件”。
太白收枪
1930年9月，陇东民团军司令谭世麟为扩充自己势力，仍请刘志丹任其骑兵第六营营长，并指示合水县太白镇民团军第24营予以协助。据此，刘志丹决定寻机收缴24营的武器，拉起自己的武装。9月28日，刘志丹率部进入太白镇。10月1日，刘志丹等以商借粮草为名，“联欢”交谈中将24营营长黄毓麟、副营长王风珠击毙，缴获该营第一连全部枪械弹药，并击溃第二连。部队转移途中，又活捉该营第三连连长马建有，将三连枪支和马匹全部缴获。这就是“太白收枪”，共缴获50余支枪械、10余匹骡马。刘志丹利用既得的武器，建立了有40多人的游击队，群众称为“刘志丹游击队”或“南梁游击队”。两个月内，游击队扩充到150余人，先后消灭了黄毓麟民团残部和庆阳、合水、保安、安塞的一些民团，打了一些土豪。
1931年2月，刘志丹在合水县固城川的麻峪村对部队进行整编，刘志丹任总指挥，下设4个连，卢仲祥、魏佑民、赵连璧、贾生财分别任连长，全军共计400余人。游击队整编后在固城川与宁县的盘克塬一带打土豪，筹集粮饷。一次，在宁县张皮塬被国民党陇东驻军新编第13师陈珪璋部谢绍安旅包围，一场激战，损失过半，一连长卢仲祥阵亡，其他人被打散。赵连璧、同守孝冲出包围，刘志丹带领一部分人（主要为一、二连）突围到宁县麻子掌。
苏雨生旅兵运
1931年4月，为了保存力量，刘志丹通过只身逃出的马锡五等人，与驻陕西省邠县（今彬县）的国民党军苏雨生部联合，部队被改编为陕西警备骑兵旅补充团，刘志丹任团长，马锡五任军需，驻防陕西省栒邑县（今旬邑县）职田镇。在职田镇，因打土豪刘月新，筹备军需，向其征粮20石，刘抗拒缴纳自杀，刘志丹遂被当地豪绅告发，苏雨生将其逮捕，囚禁于邠县，部队亦被缴械改编。后经中共陕西省委通过刘的老师、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和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任秘书长的地下共产党员南汉宸营救，刘志丹出狱。
陈珪璋部兵运
刘志丹出狱后，来到平凉，经同乡、陈珪璋的警卫团团长刘保堂引见，被陈珪璋委任为第11旅旅长。刘志丹乘机以陈的名义，在甘肃省宁县组成1个旅，番号第11旅，刘志丹任旅长，驻防早胜镇，在此招兵，扩充部队。这时，中共陕西省委制定了一个计划，准备策动甘军5个旅兵变，并派省委交通高岗到平凉和刘志丹进行联系。但因主客观条件不具备，兵变没有成功。
1931年8月间，刘志丹想以11旅的名义收编活动在甘肃正宁县、陕西省栒邑县境内的一股以李培霄为首的约七八百人的土匪。由于李培霄认为没有满足他的条件，拒绝接受收编，撤入陕西境内活动。半个月后，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的高广仁团哗变，带领七八百人到达宁县，被陈珪璋任命为13旅旅长，也驻防早胜镇。陈珪璋派刘保堂带4个连前往早胜收编。刘保堂到早胜没几天，高广仁再度哗变，将刘保堂缴械，并顺手牵羊将刘志丹的第11旅的枪也收了。刘志丹脱险回到保安，兵运工作再次受挫。
西华池兵暴
1932年6月，杨林等受谢子长派遣，来到合水县西华池，在国民党新十一旅特务营开展兵运，伺机举行兵暴。新十一旅是中共长期开展兵运工作的部队，党的组织基础较好。特别是地下党员、特务营一连连长高鹏飞的一连，人枪齐全，战斗力强，班长以上干部和连部勤务兵多数都是党员。具备成功兵暴的条件。7月9日下午，特务营一、二连全体官兵成功武装暴动。随后进行临时整编，天黑后，兵暴部队浩浩荡荡开赴盘客塬。10日上午，在武洛与前来接应的陕甘游击队骑兵队相遇，晚间与游击队主力会合。12日，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县湫头镇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庆祝西华池兵暴成功，热烈欢迎全体兵暴部队参加红军。随后，对兵暴部队进行改编，除一小部分编入骑兵队外，其余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使陕甘游击队充实到500余人。
西华池兵暴是中国共产党在石英秀部队长期开展兵运工作的结果，陕甘军运史上最为成功的一例，这次兵暴成功与陕甘边区游击战争的推动和配合密不可分。整整瓦解敌两个连170多人的兵力，对国民党西北军阀是一个沉重打击，充实壮大了陕甘游击队，影响是很大的。
兵运工作的目的，是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发展革命武装，符合马克思主义策略原则，但它不是根本的办法。所以，尽管刘志丹、谢子长等积极努力，但除西华池兵变外，兵运工作屡受挫折，陕甘地区通过“兵运”工作没有达到建立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创建红军的预期目标。兵运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展武装斗争的初步尝试。兵运的实践，使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兵运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没有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武装。搞革命武装，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正如刘志丹指出的：“利用军阀是暂时的，利用军阀的公开名义是搞不成的，准备好了条件，我们就单独出去搞。”（6）
二、在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边远山区进行游击战争，是开展武装斗争的基本战略
20世纪30年代初，陕甘地区敌强我弱的现状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要卓有成效地开展武装斗争，必须远离国民党统治的大中城市、大平原，到国民党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陕甘边区的边远山区，通过游击战争求生存，谋发展。这是陕甘边区开展武装斗争的基本战略。陕甘边区武装斗争的实践，革命力量由弱小而强大的过程，深刻证明了这一点。
成立南梁游击队
1931年9月，刘志丹偕马锡五等先后到南梁地区。这里山大沟深，林木茂密，刘志丹将分散活动在合水、庆阳山区的赵连璧、杨培胜、贾生财三支武装集合起来，在合水太白附近的倒水湾进行整编，建起南梁游击队。全队300余人，分为3个大队，刘志丹任总指挥。至此，被苏雨生、高广仁等反动军阀扼杀了的南梁游击队再次恢复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陕甘边境第一支革命武装。
倒水湾整编后，南梁游击队首战二将川，消灭张廷芝1个骑兵连，缴枪20多支、战马40多匹。接着，又击溃合水民团的进攻。之后，游击队在南梁堡、东华池一带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抗粮抗捐斗争，坚持在山多林密的南梁一带打游击，部队扩展到400多人，在军事上站住了脚跟，在政治上扩大了影响。
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
1931年10月下旬，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在东华池、 林锦庙（今林镇）一带与转战而来的晋西游击队会师。林锦庙会师后，革命武装发展到千余人，并迅速占领二将川、城壕川、悦乐川等地。
中共陕西省委非常重视这支队伍，同年10月30日，派谢子长到南梁传达省委关于整顿部队，建立工农红军及向关中道移动，在栒邑、淳化、正宁一带发展的指示，并成立由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等为委员的中共队委会。为了解决食宿和冬衣方面的困难，稳定部队。谢子长、刘志丹趁陈珪璋急欲扩充实力之机，便以陈部第11旅的番号，谢子长任旅长，刘志丹任副旅长，驻防庆阳县新堡（今属华池县）一带，得到一批军需物资。
12月中旬，遵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部队脱离陈部南下。1932年1月初，在子午岭边缘的正宁县北柴桥子村正式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部队。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参谋长杨重远。全军700余人，分为两个支队。
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1932年2月12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塬锦章村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下辖一、二两个步兵大队、骑兵队、警卫队。同时，成立中共陕甘游击队委员会，李杰夫任书记；各队成立党支部，并设立士兵委员会和宣传队，形成党的核心力量和比较严密的组织。“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红旗的正式打出，标志着陕甘边区的革命武装斗争从长期以来的隐蔽状态转向公开化。
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
1932年3月21日，中共陕西省委报告中共中央，申请陕西组建正式红军的番号。4月20日，中央做出《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批准陕西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41师。6月10日，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6省委代表会议，26日，通过《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决议》，强调北方党的基本任务是创造与发展陕甘边新苏区，将红26军锻炼成强有力的红军。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1932年6月初，中共陕西省委做出《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工作的决议》，提出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红军和陕甘边根据地的三大任务。8月25日，省委做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创造陕甘新苏区的决议》，要求创造红26军，立即建立一个团。12月上旬，省委派省委常委、红26军政委杜衡来到游击队组建红26军。12月24日，在转角镇(今属旬邑)召开的军人大会上，选举王世泰为红2团团长。接着举行授旗仪式，宣布红26军正式成立，杜衡任军政委兼红2团团政委，郑毅任参谋长，刘志丹任政治处长，杨重远任参谋处长，刘约三任经理处长，杨琪任管理处长，史克寿为青年团书记。红2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和少年先锋团，共200余人。
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错误干扰是武装斗争出现重大挫折的关键因素
陕甘边区的武装斗争由于受当时陕西省委“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错误干扰，遭到许多挫折。对此，阎红彦有一句形象的语言，描述陕甘游击队领导人对陕西省委的微妙态度：“在这一年的斗争的成功和失败中，使我们产生了这么一种情绪：省委来了怕省委（怕来的人是主观主义），省委不来又想省委（想得到省委的帮助和指示），总希望省委派一些能从实际出发的同志来具体领导我们进行工作。”（7）
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丧失和对刘志丹、谢子长等的错误处理
1932年4月13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攻打下第一座国民党统治的县城——栒邑县城，大获全胜。中旬，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到游击队巡视，指责游击队“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错误”，批评谢子长“游而不击”“梢山主义”，撤销其总指挥职务，派往甘肃从事兵运工作。随后，杜衡引军南下，在栒邑又撤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中共队委会也随之解体。原来的4个大队编为第三、第五两个支队。新的支队建立后，即分别进入西路、渭北地区活动，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因失去依托而停止活动。
陕甘游击队第三、五支队进入西路、渭北地区后，受到国民党军的多路“追剿”堵截。为了统一部队指挥作战，中共陕西省委恢复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和中共队委会，总指挥兼中共队委书记刘志丹，政委李杰夫，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在刘志丹领导下，陕甘游击队转战于鄜县（今富县）、洛川、黄陵、宜君各县，半个月内作战9次，8次获胜，歼敌1400余人。这时，省委又命刘志丹率部队东进韩城，结果遭到敌军重兵围攻，损失严重，只得越过子午岭再入陇东。
1932年7月，陕甘游击队在湫头、五顷塬活动期间，陕西省委派李艮任陕甘游击队政委。李艮到游击队后，根据省委“为了实现开展游击战争，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历史任务，彻底转变陕甘游击队与苏区的机会主义领导，以创造陕甘新苏区与廿六军”的指示，在正宁县南邑村连续召开会议，批判所谓“机会主义领导”和“反革命阴谋”，并组织秘密队委会，不顾客观实际和阎红彦等人的反对，限定部队在20天内完成在寺村塬一带建立政权和分配土地的任务。当游击队被迫转入反“围剿”时，李艮又命令死守五顷塬。由于战略上的失误，导致王郎坡、五顷塬战斗接连失利，只得转移到旬邑马栏一带。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由此丧失。
面对陕甘游击队的严重损失，省委虽对李艮的工作提出严肃批评，将其调出游击队并免去省委常委职务，但仍认为陕甘游击队是“右倾机会主义”领导，撤销阎红彦的总指挥职务。8月16日，省委又批评李杰夫在游击队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撤销其职务。8月30日，省委复派谢子长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12月22日，省委常委、红26军政委杜衡在宜君杨家店子(今属旬邑)召开党员会议，指责刘志丹、谢子长等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宣布将谢子长、阎红彦、刘志丹、杨重远“开除出部队”，并给谢子长留党察看3个月、阎红彦严重警告的处分，并严令谢、阎速赴中央“受训”。后来在谢子长、阎红彦和广大干部、战士的要求下，刘志丹和杨重远不得已继续留在部队工作。
红26军南下渭华失败
1932年6月17日，正当红26军和照金苏区军民浴血奋战，进行反“围剿”斗争的关键时刻，陕西省委常委杜衡又返回红26军。杜衡在照金北梁召开边区党、政、军领导人联席会议，无视客观实际，拒绝刘志丹等坚持陕甘边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意见，主张红26军离开照金，南下渭华建立新的根据地，并不顾省委、边区特委及三原县委的反对，强令红26军南下。途中，杜衡借口向省委汇报，离开部队，由汪锋代理政委。7月28日，杜衡在西安被捕叛变，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红26军渡过渭河后，即陷入敌人重围，苦战数月，终败南山。上百名红军战士血洒秦岭，幸存的不足百人的指战员陆续化装返回照金根据地。红26军南下渭华失败，是照金革命根据地最后丧失的重要因素。
四、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是武装斗争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陕甘边根据地曾三易中心，1932年4月至8月，根据地的中心在甘肃正宁县寺村塬；1933年4月至10月，根据地的中心在陕西耀县照金地区；1934年2月至1935年5月，根据地的中心转移到甘肃庆阳南梁地区。1935年2月，陕甘边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统一为西北革命根据地，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伴随着根据地的不断发展，革命的武装力量随之不断壮大。
寺村塬游击革命根据地时期
1932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县寺村塬成立陕甘边区第一个临时革命政权——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标志着以寺村塬为中心的游击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同时，成立寺村塬赤卫军总指挥部。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下辖72个村庄的农会。之后，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开展农民运动，建立了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由此提高了寺村塬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觉悟，有许多青年农民积极报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扩大了红军游击队的实力。
照金革命根据地时期
1933年4月5日，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陕西耀县照金重新成立，标志着以照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建立。在根据地的形成、发展、壮大中，相继建立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管辖游击队20多支）、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后称耀县三支队）、红26军第四团、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共产党人领导的武装力量空前壮大，武装斗争进入到新的阶段。
南梁革命根据地时期
1934年2月25日，新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华池县小河沟四合台村成立，标志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建立。在革命根据地建立过程中，恢复了红26军，成立红42师；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三支队和红二团南下失败先后回来的百余人与少年先锋队合编为红三团，将红四团逐步改为骑兵团；成立陕北、陇东、关中三路游击区。至1934年春，陕甘边区的红军和游击队达1300多人（8）。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第一、第二次“围剿”。至1935年5月，西北主力红军发展到两个师9个团，共9000余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4000多人（9）。以武装力量为后盾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硕果仅存”的最完整、最巩固的红色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也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注 释
（1）刘凤阁、任愚公主编，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出版的《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81至82页。
（2）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编辑说明》。
（3）陈永恭、秦生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史》，第133至134页。
（4）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的《刘志丹纪念文集》，第622页；戴茂林、赵晓光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的《高岗传》，第24页。
（5）《刘志丹纪念文集》，第628页。
（6）《刘志丹纪念文集》，第628至629页。
（7）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纂、1986年5月内部出版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第129页。
（8）《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史》，第165页。
（9）《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史》，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