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宁县志》经过两年的努力，基本编纂成书了。工作中头绪纷繁，感慨弥多。这里摘其要讲三点感想。

    一、关于编纂人员的配备

县志，乃一方之全史，是一个县的“百科全书”。它要求编纂人员要有广博的知识、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和驾驭档案资料的能力，不能把编纂县志看作是单纯的文字工作，认为抽调一些能写写材料、能写些小文章的同志就能编好县志，更不能敷衍塞责凑人数。为了组建好编纂县志的班子，对于编纂县志的组织工作应该有一个程序：首先选好主编、副主编等主要负责人，给他们交待任务，明确责任和要求；然后，由他们去配合有关组织、人事部门遴选工作人员，组建县志编纂班子。不能用人和选人分离和脱节。《正宁县志》编纂工作的教训之一，就是编纂班子负责人选调太迟，是在其他人员已经基本抽调齐全之后才选定的，使编纂班子的组建工作失去选择余地，造成工作的被动。其次，在人员选定好以后，—定要进行培训，学习有关知识和理论，学习和理解“县志”这个题目的意义和一般要求，明确任务，统—认识，确定选材范围，统一选材标准，制定工作计划，正确地进行分工，不要仓促开展工作。在《正宁县志》的编纂过程中，有的同志对资料不能进行正确的分析判断，衡量取舍，因而抄来的资料没有用，有用的资料没抄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一些工作人员不能胜任工作外，没有进行培训也是原因之—。我们一开始就急于到外面去查找资料，因而目的不明确，任务不清楚，思想不统—，标准不—致，不仅使编纂工作走了弯路，也造成了时间、人力和财力的浪费。

二、关于资料处理

编县志是为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可靠的依据。因而在资料的处理上必须严肃认真，持慎重态度。要贯彻“宁缺毋错，多闻阙疑”的原则，还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有的同志认为，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这一点东西无足轻重，多几个少几个数字也无关重要。的确，我们一个县的某一项数字，与人类历史的长河相较，不足沧海一粟。但历史的长河是由具体的点滴历史事实构成的。如果当初我们的祖先也抱这种态度，那末今天我们就什么资料也没有。因此，我们对每一项数字，每一个事实，都反复进行核对和考订。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尽量做到准确无误。没有可靠的资料，宁可让它空缺；拿不准的资料宁可不用，也不能妄加判断；更不能捕风捉影，随意杜撰事实。在采访中所得的资料与文字记载的资料不—致时，一般以文字记载为准。对民国时期的—些情况，因囿于见闻，口头提供的资料有时同当时已知的大事件对不上口：一些老同志的回忆，也有类似情况。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在反复调查、认真考订的基础上，以大的历史事件为准，确定时间先后。

三、关于县志的叙写

县志的叙写应该是记叙体，要求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这并不是说编写县志不应该有倾向性，搞客观主义，而是说应该寓褒贬于事实的叙述之中，一般不加评论。文字上要求质朴无华，不作夸大其辞的渲染和形容。比如记叙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只要写清捐款的名目、种类、数额，读者自可以从中了解到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人民压榨的程度。我们在县志中记载了国民党军队向农民摊派棺材板的事实，虽不置褒贬，但读者自然可见其败亡没落的情景。另外，叙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的史实，为了反映历史面貌，应用当时通行的称谓，如“中华民国”、“甘肃省政府”、“正宁县政府”等，不必写成“伪省政府”、“伪县政府”等。

编纂社会主义的县志，乃是一项刚刚开始的工作，其理论与实践都需要认真进行研究和探索。几点粗浅的体会，不足以飨读者，权当引玉之砖，聊以为序吧!

注释:余安民系1986年内部出版的《正宁县志》副总编,时任正宁县委党校校长。此文是王立明在网上发现、后在正宁县档案馆查阅到1983年第3期《甘肃档案》 (后改称《档案》),复印扫描校对后整理的(个别错别字作了订正)。